等着大家批评我的研究之敦煌女儿樊锦诗

　　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72窟

　　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樊锦诗首度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宿白、苏秉琦等考古名家的青春求学往事，与终身伴侣、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沫的爱情诗篇，五十多年坚守大漠、守护敦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高精科技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动人故事……

　　本书独家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展现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深度解读敦煌艺术崇高之美，全面呈现敦煌石窟考古和莫高窟文保事业的筚路蓝缕，详细披露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的故事。

　　樊锦诗介绍，中国的石窟寺考古始于她的恩师宿白教授。“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一书，堪称50年代的学术典范。在此之后，宿白先生又把目光转向了云冈石窟研究，这实际上是第一次把石窟寺考古和理论结合起来。1996年结集出版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至今仍是考古系师生的重要参考。”

　　宿白教授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奠定了基础，但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石窟寺考古要完成的工作远远没有完结。樊锦诗说：“考古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提供基础材料；所谓的基础，就是要包括所有方面的材料。敦煌研究院的意义，在于保存并毫无遗漏地提供所有的资料，给政府，社会和研究者。从而使得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研究出不同的方向的成果。”

　　樊锦诗进一步举例，比如研究壁画，不能只关注壁画本身，只关注上面的故事，要深入到壁画本身的材料，所用的颜料等等。研究塑像，要知道塑像胳膊里用的木头是什么木材，从而进一步去研究木材使用和时代变迁之间的联系。

　　1964年，樊锦诗在莫高窟工作

　　因此，对于石窟寺的研究，要有整体的规划。“仅莫高窟就有735个洞窟，全都要编号，然后按照编号顺序或者时代顺序，逐一调查。对石窟寺的研究，不能仅是文科的研究，也不能仅是考古的研究。各种研究手段都要利用：文字，测量，照相等等；各种学科应该结合起来：化学，美术，历史，佛教研究等等。”

　　然而在实际操作上是困难重重，比如所谓的最基础测量工作就不简单。从外面看起来，石窟内部都是一个个长方体，但实际并不是标准的形状。樊锦诗回忆道：“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一开始不会计算复杂的几何形状，怎么都测不准。而聘请的外来测量队也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因为他们不懂野外考古的专业知识。”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其他人员，只能一步步摸索探究测量的方法。敦煌清贫苦寒的研究环境也很难吸引外来人才，他们只能自己慢慢培养人才。

　　“报告出来我第一个去找宿先生。宿先生不满意我再改，宿先生哪怕骂我，我也不要紧。因为他给我提醒了，给我修改了。直到宿先生点头了，说可以了。”当时北京大学考古系另一位大家——苏秉琦教授鼓励她，“研究汉史的人，都要去读《史记》和《汉书》，你现在做的考古报告就相当于二十四史。”樊锦诗当时就下决心，不能随随便便完成这个考古报告。

　　樊锦诗和她的团队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系统的科学的完整的考古报告，它不同于用眼睛看了画出来的，里面所有的资料都是测量得出。报告发表后，樊锦诗等着大家提意见，“我等着大家批评，等着大家骂人，但是没想到还被赞扬。”樊锦诗却说这是“三个臭皮匠”一起的成果，是北大、清华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研究机构，为国家和社会提供详尽的资料是一种责任。

　　“做出来之后，好像还可以。但问题是下一步更难。”第一期对于石窟的测量工作取得了成功，第二阶段的工作却更加困难。第二阶段的困难，主要还是技术的困难，要囊括更多方面的资料，需要更多学科的参与。

　　樊锦诗也对目前的文物保护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忧虑。“保护是第一位的。为什么是第一呢？只要东西在，我就可以研究，我研究不了的可以给其他老师研究。再然后还可以给下一代研究，只要东西在。东西没有了，你研究什么。 目前各地都在大拆大建，很多文物都面临威胁，地方领导对于保护文物没有积极性。从旧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文物对于证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没有文字之前的历史只有文物能够证明。”

　　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代掌门人，樊锦诗的经验是，“你不能不旅游，可你也不能不保护呀。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地方以牺牲文物为代价，开发旅游资源。而很多文物遗产地的工作人员，待遇低工作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