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是怎么做到影响三百年的中国书画史
2019-09-16 12:40:04 来源:
清 张琦、项圣谟 《尚友图》 上海博物馆藏 (画中人物有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释智舷、鲁得之、项圣谟)
正在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展”一下子又让董其昌进入了世人的视野。其次不独此展览,以前或以后的展览,或者再不办展览,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有关董其昌的书画藏品,各种媒介上的研究介绍,累积起来,也足够回味。董其昌其实从未离开过书画家的视野。就像曾经有人发痴地问过:为什么书法家每天都要说王羲之?换一个人不行吗?这真是自说自话——不说王羲之又能说谁呢?董其昌就是董其昌,一直受到很多关注。书画家要开宗立派,需要有执牛耳之领军人物、乡邦作者群和精品涌流,最重要的是学术理论支撑。对于董其昌来说,一切都具备了。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流派,必须有系统的理论支撑。董其昌不仅是一位书画兼擅的大家,更是明代书画理论的建树者。这是他之所以能够远超同时代其他诸多书画家并能够独树一帜的贡献原因所在。至于观者的毁也好,誉也罢,只是不同的关注角度。数百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一般书画爱好者,都是热度不减。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当时的时代、地域和个人自身的实力等因素,往往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时空只是外因,个人实力才是内因,两者缺一不可,尤以后者为决定因素。为什么同时代有那么多书画家,最终只有他董其昌在仕途和书画艺术等两方面可以兼收,生前享尽功名利禄,还能死后流芳?
董其昌《昼锦堂书画合》卷 吉林省博物院藏
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董其昌的成功不妨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作用。这三个词经常用,但要知道,对于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大师不可以复制,关键在于把握好时机。
天时,董其昌主要生活在十六世纪,在明朝万历年间。从公元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到公元1573年明神宗执政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是七百万顷,明末更是达到七百八十多万顷,此一水平,即使是后来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没有能打破。万历年间的亮点就是张居正执政。张居正在位之时,权力和名望极其强盛,他甚至能压抑万历皇帝内心的懒惰和懈怠,逼着万历皇帝当了十年的“明君”,老老实实地配合他从事改革。张居正当首辅的十年,被后世称为“万历中兴”,他将亏空的明朝国库,扭亏为盈。万历的另一项重要风习就是藏书之风。无论官方与民间皆好藏书。私家藏书尤为发达。衣食住行上,茶文化与酒文化也十分发达,民间盛行饮酒之风,酒令进入成熟阶段。各种新式茶色纷纷出现,紫砂壶也开始流行。酒楼茶馆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手工业突飞猛进,家具样式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明代家具质地坚硬,风格典雅,流传至今者不在少数。私家园林在万历非常发达,成为园林的典范,尤其以吴门最为有名。休闲文化的兴盛,致使百姓的娱乐风尚日益发达,“旅游”一词首次出现。万历时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社会生活最丰富的朝代。在这样一个近乎声色犬马的时代,社会各个阶层醉心书画,像董其昌这样的人必定容易得到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