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砖石上的酒事酒具有什么不一样

　　汉画像砖主要分布在河南、四川二省；画像石则集中分布在山东、苏北一带，河南南部，陕北、晋西北地区和四川省四个区域，且基本涵盖画像砖所分布的地域范围。汉人嗜酒，无分南北，这从前述四地皆出土不少酒事题材的作品上便可得见。

　　酒被汉人称为“天之美禄”，此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皆以饮酒为乐，因而出现如《汉书?食货志》所载“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王粲《酒赋》载“酒流尤多，群庶崇饮，日富月奢”等情境。汉画像砖、石是汉代的建墓用材，墓葬是生与死的对接，汉人秉承着“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在画像砖、石上刻画出自己期冀的阴间生活，它们或为逝者生前经历过的场景，或是其未曾体验过、内心却渴慕的生活。为满足自己能在冥界恣意饮酒的愿望，人们创造出各种表现宴饮、酿酒、沽酒题材的画像砖、石，对其上酒事图像内容予以分析，可概览时人的饮酒风尚，加深对汉代酒文化的认识。

　　（西汉） 舞乐宴享画像， 纵64厘米 横138厘米，河南唐河县针织厂出土 南阳汉画馆藏

　　一

　　从现有遗存来看，在汉代各类酒事题材的画像砖、石中，宴饮图像最为丰富。汉人如今人一样，既关注美酒香醇与否，亦重视宴饮时的环境体验。人们热衷在室内把酒言欢，也醉心于室外的推杯换盏。然而，受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无论古今，室内摆宴总比室外便捷，所以表现室内宴饮场景的汉画像砖、石遗存更丰。

　　这类作品在河南、山东、陕西、浙江与四川等多地皆有出土。其中，河南南阳汉画馆藏有西汉、东汉两幅《舞乐宴享画像》，二者生动地表现了两汉时期中原一代富室豪家的饮酒习尚。在西汉《舞乐宴享画像》中，共有14人，画面分上、中、下三层，每层皆置酒具，以示席间有酒。上层左有一人凭几端坐，一人坐其旁，挥动双手，似在讲话，中一人仰头举手跽坐，手持一物，其右为二壶与一鼓瑟者；中层左侧有三个奏乐者，中间置一盆形尊，尊右一女伎正舒展长袖扭腰而舞，一人在旁观之；下层中有二人相向而坐，持箸对博正酣，两人中间置一博局与一酒尊，其左边立一侍者，右有二人对坐闲聊，生动地表现了汉人放歌纵酒的喧嚣场面。与前者不同，东汉《舞乐宴享画像》中，并未过多表现席间的娱乐场景，而是着重刻画了酒席上的“下酒菜”。此图上部左有一人跽坐，右有二人鼓舞，人像之下为一案，案上置有一双耳杯和秀色可餐的肥鸭、大鱼、肉串等鲜美玉食。西晋左思《蜀都赋》载：“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槅四陈。觞以清，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此情此景，与图像中的宴饮场面正相对应。

　　饰以宴饮图像的东汉画像砖、石遗存更多。其既有如西汉《舞乐宴享画像》中表现的众人醉酒纵歌之景，亦有二人对饮、一人独酌的场面。

　　其中，表现众人室内豪饮的汉画像砖、石作品最多，如山东临沂市博物馆藏白庄出土的《宴饮、乐舞、车骑画像》，重庆市博物馆藏四川成都羊子山一号墓出土的《出行、宴乐画像》，四川省博物馆藏大邑安仁乡出土的东汉《宴饮画像砖》《舞乐杂技画像砖》与成都昭觉寺汉墓出土的东汉《宴乐画像砖》等，皆为此类作品。如在白庄《宴饮、乐舞、车骑画像》中，刻画了宴饮乐舞与车马出行两个场景。在宴饮乐舞图中，有倒立、抚琴、作长袖舞等表演者，亦有跽坐拍掌、执便面的观众。除此之外，还有一持形尊、一端圆盘、二抬壶的侍从，他们正准备向席间供应美酒佳肴，以侍主客。再如四川成都羊子山一号墓出土的《出行、宴乐画像》，亦刻画出一幅汉人酣饮作乐之景：左有厨役忙于炊事，旁有帷幔低垂，以示分隔空间，右侧为华堂盛宴，宴席之上，宾客如云。人们跽坐于席，席旁置多个长方形几案与各类酒具，右端伎乐伴奏，堂前罗列舞乐百戏。由此可见，汉人豪饮琼浆，佳肴美馔、乐舞百戏皆是佐饮的绝佳项目，如上二图，便是对汉代贵族宴饮生活的生动诠释。

　　（东汉） 凤鸟、羽人、宴乐画像，纵82厘米 横183厘米，山东沂水韩家曲村出土 山东沂水县文物管理站藏

　　除却这类表现众人咸集一堂、开怀痛饮的场景外，二人对饮图也是汉画像砖、石中的常见题材。如在陕西绥德四十铺镇出土的《墓门左框画像》中，清晰地刻画出宾客对饮、六博、投壶、席舞的娱乐场面，图像底部有一执便面背坐的侍者，似在恭候主人的遣使。汉人思想观念开放，酒事活动并不仅有男子参加，汉画像砖、石上表现男女对饮、把酒言欢的场面也不罕见。如四川省博物馆藏彭县太平乡出土的《宴饮画像砖》上，便刻画出男女相向对饮之景。酒席之上共有四人，左边一对男女举手作势，似做一种“赌酒”的游戏，右有一人站立执杖击鼓，似在“促饮”，一人与之呼应。四人席前置两尊、两案。由此可见，二人对饮的场面虽不宏大，但可供人们席间玩乐的游戏却丰富异常。

　　众人广坐华堂之状、二人对饮自娱之景，表现了汉人嗜酒行乐的快意生活，而在汉画像砖、石上还有表现一人独酌的图景。如在山东沂水县文物管理站藏韩家曲村出土的《凤鸟、羽人、宴乐画像》中，主人席地而坐，面置一尊像与一多子奁，奁内盛放大小耳杯数个。主人正在自斟自饮，其右为一执便面的拜谒者，左立一执便面的侍从，他们两侧有倒立、跳丸、踏鼓、抚琴、吹排箫、作长袖舞等诸多表演者。此笙歌燕舞之景虽只为趋奉墓主一人，但庭前乐舞百戏比宴客场面还要奢华，如此恣意的酒人酒事，在汉画像砖、石图像中屡见不鲜。

　　与前述各类室内饮酒图相比，表现汉人室外宴饮的画像砖、石所见无多，但少量的作品透露出汉人另一种饶有趣味的饮酒形式。在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的东汉《收获宴享画像》中，刻画了其时鲁人庆贺秋收鼎盛的宴饮场景。此宴饮图分两组，左图表现一座五脊重檐粮仓与人们丰收的场面，其中粮堆上方，有二人冠服端坐于席上，前置杯、尊，似在监收；右图为庖厨宴饮之景，刻画了正在抬猪、椎牛、剥羊、烧灶、和面、切菜、沥酒、端盘等忙碌的人们，空隙之地，置有鱼案、面架、食物架及尊、壶、瓮等诸多酒具。汉代“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富足太平景象，以及地主庄园里的丰收酒宴情境，由此可见一斑。

　　（东汉） 酿酒画像石，纵28.3厘米 横49.5厘米，四川成都西郊土桥镇出土 四川省博物馆藏

　　汉人为在阴间继续享受美酒，故将酿酒之技、鬻酒之坊雕刻于画像砖、石上，希望它们可被带往冥界。因此各地便出现了一系列表现酿酒、沽酒题材的作品。与贵族宴饮题材不同，这类图像所反映的是汉代普通劳动人民与酒相关的生产、生活状态。《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统治阶级实施此类禁令的目的有二：一为禁止百姓无故聚众滥饮，以整治社会风气；二因酿酒会消耗大量粮食，适逢灾荒之年，禁令的颁发可有效节约食粮。受汉代刑律禁止无故饮酒的影响，加之民间物质条件所限，饮酒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仍为奢侈的享受，但如酿酒、鬻酒之事，百姓却可参与，这类题材的汉画像砖、石多地皆有。四川土桥出土的东汉《酿酒画像石》，山东诸城凉台出土的东汉《庖厨画像石》，以及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东汉《酿造图画像石》等，是表现酿酒题材的作品。如在《酿造图画像石》上，表现了时人酿酒的诸多环节：在上排长方形的木案上，并列六个陶瓮，其内或许装有已被蒸煮过的酒米，经过发酵，便可将其酿成米酒。木案之下，并列四个撇口大盆与一尊一壶，应作承接瓮内淋出的米酒之用。木案右边伫立一人，似在观察瓮内酒米的发酵情况。器物下方的四人，一人持大口尖底布网作过滤酒糟态，一人正端盆向布袋内倾倒未经过滤的酒，一人正向壶内灌酒，还有一人蹲在瓮前查看酒的品相，四人周围布满尊、壶、瓮等酒器，足见汉代精细、繁复的酿酒技术。

　　此时酿酒技术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酒业的迅猛发展，不同规模的酒肆作坊遍布全国，饰有沽酒、酒肆图像的画像砖、石由此成为反映汉代民间酒文化的直观图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与（文君）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讲述了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到四川临邛，因贫困交加而变卖车马，后购一酒肆鬻酒，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开办夫妻酒家的故事。这种女子前台当垆，男子舍后劳作，雇佣酒保帮工的民间酒肆经营模式此时常见，画像砖、石中便有这类题材作品。《中国美术全集》中刊印了一幅名为《酿酒》的画像砖拓片，原作藏于四川省博物馆，但其实为一方表现酒肆题材的作品。图中右有一座酒肆，屋前置垆，垆内摆设三个酒瓮。酒肆内有一大缸，缸前一人高卷宽袖，右手持一量器，左手扶于边沿，似在舀酒；其侧坐一当垆的梳髻女子，正与酒肆外的沽酒者对望交谈。画面左侧有一椎髻短衣者，手推载有方形容器的独轮车和一肩荷双壶的沽酒者，二人皆已购得美酒，正准备离去。此番图像仿佛再现“文君当垆”之景，且还原了时人“肩挑车载”的沽酒场面。同类题材在四川省博物馆藏彭县出土的东汉《酒肆画像砖》《羊尊酒肆画像砖》上皆可得见，图中具体情境，基本与前者肖似，故在此不一而足。

　　（东汉） 舞乐宴享画像， 纵104厘米 横53厘米，河南南阳县出土 河南南阳汉画馆藏

　　二

　　汉人饮酒，不仅重视宴席排场的恢宏大气，而且讲究所用酒具的实用美观。画像砖、石图像中的各式酒具，与墓葬出土的相关实物互为补充，共同玉成了彰显汉代酒文化的物质载体。

　　在汉画像砖、石图像中，常见的酒具包括尊、壶、耳杯、卮、斗等。尊是汉代最主要的盛酒器，它有盆形、形两类。两种形制的尊皆有三足和圈足之分，其中，盆形尊以圈足者为多，形尊以三足样式为盛。结合出土实物来看，盆形尊多为陶器，日常直接放在地上使用，因其材料易得、制作成本较低、器型较大，在酒事活动中被用得更多，河南唐河县针织厂出土的西汉《舞乐宴享画像》、四川彭县太平乡出土的东汉《宴饮画像》、大邑安仁乡出土的东汉《宴饮画像》中的尊，皆为盆形。形尊多为金属质地，用时可直接置于地面，亦可托于承旋之上。前类使用方式见于四川省博物馆藏大邑安仁乡出土东汉《乐舞杂技画像砖》和成都昭觉寺出土东汉《宴乐画像砖》的图像之上，后一种使用方式可在山东沂南汉墓中室南壁横额西段画像中见到。据学者孙机考证，汉代形尊多用于盛放“酝酒”，此乃酒中珍品。因此，所盛佳酿的酒尊也一定制作精良，所以形尊被托于承旋之上，是为免去器皿与地面摩擦而造成的损坏，由此判定，形尊在汉代更受重视。需提及的是，斗、勺一类的挹酒器多与两种尊搭配使用。汉代斗、勺二字可以通假，有《仪礼?士冠礼》郑注“勺，尊斗也，所以酒也”为证。勺有短柄、长柄二种，在汉画像砖、石图像中，常以置于尊内、仅露把柄的形象出现。

　　汉代还有一种精美考究的肖形尊，如四川省博物馆藏彭县出土的东汉《羊尊酒肆画像砖》上出现的三方羊尊。图像中，左有一座四阿顶式酒肆，酒肆右侧有一方案，上置两个羊尊与一方笥，画面右下方还有一人正手推载有羊尊的独轮车离去。在汉代肖形饮食器大为减少的情况下，能见此羊尊酒器，实属不易。图像中的三方羊尊造型洗练、挺拔，与河北省博物馆藏满城刘胜墓出土的西汉《青铜羊灯》造型如出一辙，可见羊的形象深受两汉时期不同地区人民的喜爱，这应与羊、祥音近，所蕴含的美好寓意相关。同时也反映出，汉代南北地区民间艺术交流的兴盛。

　　汉人储酒用瓮与壶，二者形象在酿酒、酒肆图中时常出现。如前述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东汉《酿造图画像石》的图像上，便有六个短颈、小口、圆腹的带盖平底陶瓮，它不仅可以储酒，也常用来贮存食物。古人生活方式多样灵活，一器多用的现象并不少见。此外，壶亦是汉画像砖、石酒事图像中常见的器皿，在唐河县针织厂出土的西汉《舞乐宴享画像》、白庄出土的东汉《宴饮、乐舞、车骑画像》和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的东汉《收获宴享画像》中，壶的造型皆有肖似，其多呈壶口微侈、长颈、圆腹、高圈足状。其中，《收获宴享画像》中的壶，两侧有提梁，颈、腹部的带纹间饰有锯齿状纹、乳钉纹，这种式样的壶在汉墓中有实物出土。

　　汉代饮酒用杯，但此杯非今日之杯。汉代的杯，仅指耳杯，它是古代达官贵人筵席间的高档酒具。又名“羽觞”的耳杯在战国中晚期数量已多，入汉更加风行，考古发掘中，漆、铜、陶材质的耳杯皆有出土，其在各类宴饮题材的汉画像砖、石中频频出现。耳杯既可单独或成双置于案上，亦可如韩家曲村出土的《凤鸟、羽人、宴乐画像》中所示一般，多个置于多子奁中，这既节省空间、便于携带，亦清洁卫生，美观实用，体现了古人巧妙的造物智慧，亦显露出汉人对实用美观的酒具的青睐。卮，是汉代的另一种酒杯，古人将商周时期的青铜觚转化为一种筒形杯，造就了卮的造型，出土的卮有陶、铜、银、漆等多种材质，在汉画像砖、石酒事图像中，它常被饮酒者握于手中，或置于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