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纸质文物的现状与未来

　　日本株式会社冈墨光堂会长、京都造型艺术大学客座教授冈兴造表示，在当下的日本，欣赏挂轴的传统生活空间却日益减少。过去人们可以在“床の間”中欣赏书画的内容和装裱，感受挂轴整体与空间环境的和谐之美，现在却只能在博物馆中将书画作品视为一件展品孤立地欣赏，这其实是对传统审美意识的一种破坏。

　　冈兴造与韩国妆?研究会会长、龙仁大学副教授朴智善两位专家分别带来了以纸质文物的保护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讲座。

　　此次讲座涉及中、日、韩纸张保护、修复的历史与现状、纸质文物保护理念和纸质文物保护发展方向等内容，交流新的研究成果，共同探讨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保护途径，以期促进东亚地区纸质文物保护的健康发展。

　　日本的装裱文化

　　冈兴造，日本株式会社冈墨光堂会长、京都造型艺术大学客座教授   本文摄影 田澍瑶

　　日本的“床の間”是指传统和室中专门摆设字画、插花、香烛或山水等装饰物的专用空间，可作待客之用，布置格局形成于13世纪。其中，书画挂轴是 “床の間”里必不可少的装饰品，挂轴装裱的基本形制也大约在同一时期形成。

　　日本的床の間

　　始于魏晋的中国书画装潢，随着佛教东渐与汉文经卷一同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得以发展。早期的经卷装帧方式以卷轴为主，卷轴作品通常只在欣赏时打开，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因暴露在光和空气中对书画作品造成的伤害，十分适合书画艺术品的保存。卷轴（巻物）、挂轴（掛け軸）、册页是日本书画装裱最主要的三种形制。

　　一、表具的组成

　　大灯国师墨迹，（妙心寺藏）14世纪

　　以挂轴为例，中间的书画作品主体被称为“本纸”，即画心，本纸周围的丝织品是“裱装裂地（镶料）”，具有保护和装饰的双重作用，上方垂下两条惊燕（也称“风带”）。这幅《大灯国师墨迹》挂轴完成于14世纪初，当时日本的织锦生产技术尚不成熟，挂轴四周的镶料织锦产自明代时期的中国。

　　二、装裱的历史

　　（左）《职人尽绘》（喜多院）江户时代 ，（右） 现代装裱师工作场景

　　书画装裱是再设计的过程，装裱师首先要考虑艺术品的陈列环境，承担何种功用，再根据画心本身的价值高低最终决定使用何种材料相互搭配。因此装裱师不仅要技术高超，也要对装裱材料有充分的了解，还要有较高的镶料搭配的审美水平。追溯到奈良时代，《天平经》和《正仓院文书》中已有“装饰”一词，指当时匠人为抄写佛经准备纸张及将抄经制作成册的工作，这类匠人被称为“经师”、“装潢手”，后逐渐发展为“表补衣师”、“表具师”。

　　《两界曼荼罗·甲本·金刚界》平安时代，绢本着色

　　日本现存最早的卷轴画是曼陀罗（即唐卡）。东寺所藏《两界曼荼罗·甲本·金刚界》佛画，绘于12世纪，1954年于京都东寺宝藏中被发现，因自13世纪置于匣中收藏，保存状况较为完好，为12世纪的卷轴形制提供了实物例证。

　　《恶鬼草子》平安时代 纸本着色，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这幅13世纪的卷轴画表现的是寺院前的景象，画面中有挂轴样式的佛像画，这是日本最早能确认挂轴画存在的物证。

　　《法然上人绘传（部分）》 14世纪 绢本着色

　　14世纪时，挂轴画大量出现。这幅绘卷表现的是为逝者做法事的场景，图中的挂轴像陈设于鸭居，本纸周围有金色装饰，天头也装饰成金色。到14世纪晚期，日本挂轴的装裱形式和陈设环境已经基本确定。

　　三、挂轴装裱体系

　　挂轴是日本书画装裱最常见的形制，亦称“挂物（掛け物）”，装裱品式种类繁多，例如袋裱、台裱、佛像裱、唐裱、明代裱、文人裱等等，在此选取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大和表具略作讲解。

　　传明兆笔《五百罗汉图》（部分），14世纪，绢本着色，东福寺藏

　　镰仓时期，日本禅僧将宋朝装裱技术带回本土，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审美风尚及建筑特色，逐步发展出了大和表具。后根据本纸内容、规格的不同，大和表具分化出真、行、草三大体系，各类下又有分级，统称为“三体八式”。其中“真”为最高规格，被称为裱褙表具，常用于装裱佛像、禅僧墨迹等与佛教有关的书画作品，裱褙表具又有“真之真”、“真之行”、“真之草”三种等级；“行”规格次之，为幢被表具，是日本最常用的一种装裱形式，下分“行之真”、“行之行”、“行之草”三种等级；“草”规格最低，也称为轮褙表具，分为“草之行”、“草之草”两种类型。

　　书画装裱的等级和规格是由本纸的珍贵程度决定的。例如上图左侧是一幅水墨观音挂轴，采用了“草之行”三段式装裱，相比之下右侧的释迦佛像采用“真之真”式佛像装裱，规格更高。

　　中间为《出山释迦像》左右为《雪景山水图》 ，梁楷，南宋

　　下轴上的文字记载

　　不同数量的挂轴组合成一组是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式装裱形式，称为“幅对”，有两幅、三幅、四幅、五幅、八副等几种组合。日本书院式建筑中常见三幅对形式的挂轴组合，中间一幅被称为“本尊”或“中尊”，两边的被称为“两肋”或“左”、“右”。这幅三幅对作品中有两副是梁楷真迹，另一幅被认为是临摹作品，但三幅图上均有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的收藏印章，推测很有可能在义满时代已经形成了三幅对的状态。根据下轴上的文字记载，这三幅作品在义满时代进行了装裱和修复，并且使用了明代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