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的遗宝

　　“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作为成熟的国际通道发挥其巨大作用的时代，正是吐蕃王朝时代。尽管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严酷，对于人类的生存与拓殖充满挑战，但却并未能阻挡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人们不断发展进步的脚步。当历史进入到吐蕃王朝之后，吐蕃人开始走出高原，不仅与中原唐王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紧密，和相邻的南亚、中亚各国也发生了频繁的往来，使得吐蕃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吐蕃王朝的王室贵族们吸收了来自大唐、尼婆罗（今尼泊尔）和印度的佛教文化与艺术，又从大唐、波斯、粟特等地引进了金银器、珠宝装饰品的制作工艺，还与大唐和中亚、西亚地区通过赏赐、贸易获取了各类丝、锦织物，极大地丰富了吐蕃的经济生活与技术实力。

　　然而，随着岁月的时光流逝，这个曾经威振亚洲腹地的高原王朝早已被湮灭在高原的历史风尘之下，那些昨日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再最为真切地回顾这段历史，抚摸它留下来的珍贵遗宝，这次“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所展出的大量文物，堪称吐蕃时代物质文明的精华荟萃，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吐蕃贵族们的丝绸

　　丝绸，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历史上也曾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承载物，并由此产生了以“丝绸之路”指代这种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活动及其途径的历史概念。

　　事实上吐蕃人始终没有学会制作丝绸，这可能与西藏高原自然条件所限，无法提供丝的原料有很大关系。王尧先生曾经指出：“从历史记载上看，吐蕃人始终没有学会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的技术，一直依靠唐朝馈赠、贸易或者通过战争手段去掠夺这种纺织品。”吐蕃人使用丝绸的情况，过去主要依据文献材料和图像资料来加以推定。如传为唐代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上，绘出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使节禄东赞前往唐京都长安迎请文成公主入藏的场景，禄东赞身著圆领长袍，其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在长袍的朱地上饰有联珠立鸟纹。沈从文先生将这件长袍称之为“小袖花锦袍”，认为其应即《唐六典》提到的川蜀织造的“蕃客锦袍”，系由唐代成都织锦工人每年织造二百件上贡，并专供唐政府赠予远来长安使臣或作为特种礼品。姜伯勤先生则认为根据上面的图案，可以认为“这是典型的萨珊风格的胡锦”。

《步辇图》，唐代阎立本作（601-673） ，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收藏

　　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来看，汉地丝绸传入西藏高原有着久远的历史。展品中有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汉地丝绸残片，系2006年发现于西藏阿里噶尔县门士乡古如甲木古墓葬。在该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物的残块，其中这块较大的丝绸残段上面有白虎、朱雀、对鸟等、神树等对称性的图案和汉字“王”、“侯”等小篆字，画面中一件汉式三足鼎的旁边也有汉字“宜”字，时代约相当于中原东汉时代（2世纪左右）。与之类似的带有汉字“胡王”的丝锦曾在西域一带汉晋时代的墓葬中有过发现，一般被认为是中原官服作坊织造、赐予地方藩属王侯的标志性物品。由此可以推测，西藏西部发现的这批早期丝绸很可能也具有同类性质。

　　近年来，在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也连续发掘出土了多处唐代吐蕃墓葬，其中出土有丝绸的残片，品种包括锦、绫、罗、缂丝、平纹类织物等，据发掘者称：“几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丝织品种。”本次展出了其中两件残片， 它们的性质很可能与衣物无关，而是用作其他物品上装饰物。

　　《联珠纹对鸭纹幼儿锦袍及靴子》，吐蕃时期（608-866 ），8 世纪，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本次展品中的一件织锦成衣，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为数极其罕见的吐蕃时代成衣。这是一件小孩的裙衣，衣长50.5㎝、下摆宽42㎝，两袖之间宽40.5㎝，样式为一件上衣下裙式样的对襟短袖衫，衣服上衣为一带有直领式衣领的左衽小衫，采用质地较为厚重的织物制成，织物上有精美的“联珠纹大团窠对鸟”纹饰。衣物的下裙为素面青色织物，与上衣巧妙的组合在一起。与之同时收藏的还有小孩套袜一双，系绛红色丝织品制成，套袜上用暗花饰有联珠团窠花纹、缠枝花鸟纹及人物纹样等。与之类似的吐蕃织锦类小孩衣物，还曾在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此件衣物系该馆于1996年购入，形制也为一对襟小衫，衣领为直领式的小领，长袖，左衽，前襟共有三片相接而成。与这件小孩衣物同时被收藏的，还有一条丝织成的裤子，上面有暗花团花图案，具有明显的唐代丝绸风格，曾有学者对这两件藏品作过介绍，认为其来源可能为粟特，后流传至吐蕃。

　　令人注意的是，上述这两件吐蕃衣物均为小孩的成衣，采用的样式都是典型的唐装，它们是出自吐蕃本民族的墓葬，还是吐蕃占领区下其他民族的墓葬？它们是儿童生前的服装，还是专为儿童不幸夭折之后专门制作的葬服？或是出于某种特殊的丧葬习俗而制作的“冥服”？这些问题由于缺乏现场的考古背景，已经难以回答。但是，却至少提供给我们一些重要的线索：一方面，这两件衣物的式样和所配的裙、袜都深受唐代中原服饰文化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衣料上的图案纹饰，又都是当时“丝绸之路”沿线流行的“联珠团窠对鸟纹”之类的西方图案。带有这种图案的丝锦织物还被用于马鞍之上，在吐蕃故地和西域也曾发现大量带有此类“联珠团窠纹”的对马、对兽纹丝织残片，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趣和流行风尚。

　　《带金饰织锦漆木马鞍（1 套 3 件）》，中亚或吐蕃时期 （608-866 ），8 世纪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吐蕃系统金银器

　　此次展品的一个大宗，是包括吐蕃系统金银器在内的各种金银制品（含鎏金制品）。美国学者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在其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又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曾对吐蕃金银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对唐朝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各国的工匠中，吐蕃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观、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献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了吐蕃的大型金制品。吐蕃的金饰工艺是中世纪的一大奇迹。”此次展出的金银器中，有不少属于吐蕃系统的金银器，也有一些是与吐蕃大体处在同一时代的唐代中原、波斯、粟特系统的金银器，可以参互比较。

　　《神鸟神兽纹嵌绿松石金胡瓶》，中亚西部或吐蕃早期，7世纪晚期或8世纪，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吐蕃金银器当中，最为精美的当数各类容器，常见的种类有持壶、瓶、杯、碗、盘等器型。其中的“持壶”，是典型的来源于西方的器型，本次展品中的多件金银持壶均具有唐、波斯、粟特风格。从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来看，西亚、中亚一带应是这种器物的发源地。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公元1世纪的陶器中，已经有这类带有高手柄的持壶，它的基本形态是一侧带有鸭嘴状的流，另一侧附有高出壶体的手柄。中亚地区这种使用高手柄持壶的文化传统流传久远，在其后的波斯萨珊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器当中，这类持壶也大量出现，并且在器物表面还开始出现了许多装饰性图案。波斯萨珊王朝制作的金银执壶上，常常会出现人物和植物纹样的装饰性图案，这些人物有的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芙罗狄蒂（Aphrodite）和青年男子帕里斯（Paris），表现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帕里斯裁判”。也有的是表现帕里斯和美女海伦（Helena）的故事，均带有强烈的希腊化艺术的风格。

　　《鎏金银瓶》希腊 - 巴克特里亚王国，5至6 世纪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收藏

　　在中国现存的文物考古资料中，年代较早而且制作尤其精美的一件胡瓶是北周李贤墓中出土的一件具有中亚风格的鎏金银瓶，造型与上面所介绍的中亚执壶相同，细长颈，鸭嘴状流，环形单柄，高圈足，银质表面鎏金，上面有一组六人图案。关于这件银瓶，我国考古学界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认为这是一件具有典型的波斯萨珊王朝金属器风格的器物，严格而言也是典型的希腊、罗马风格的仿制品，但是可能制作于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上面的这组人物可能反映的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故事场景。

　　唐代的文献记载中，也将这种持壶称为“胡瓶”，这种器物不仅是当时现实生活当中使用的常用器物，也是社会交际往来的重要物品。唐人卢纶在其《送张郎中还蜀歌》的诗中曾经这样写道：“垂杨不动雨纷纷，锦帐胡瓶争送君，须臾醉起箫笳发，空见红旌入白云。”由此可见胡瓶不仅出现在为友人饯行的酒宴当中，同时还是送给离别友人的重要礼物。隋唐时期，胡瓶也作为朝廷赏赐给各类有功之臣的礼物。如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表彰凉州都督李大亮治地有方的政绩，就在诏书中明确写道：“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旧唐书·李大亮传》）由此可知上至皇帝，下到高级官员，胡瓶都是当时颇受喜爱的物品之一。

　　西域各国将“胡瓶”作为礼品在朝贡时奉献给中原王朝的记载，文献典籍中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例如前凉张轨时期（255年至314年），“西胡致金胡瓶，皆拂林作，奇状，并人高，二枚”（《太平御览》引《前凉录》）。这里所说的“拂林”，或指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可见西域的这些“西胡”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将这些来自西方的、如同真人般高大的奇异物品作为礼物朝贡给中原王朝。展品中一件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形象陶俑，手中所持的也有一件这样的胡瓶，可见其在丝路商贸中已成为具有标志性的器物。史书记载，在唐蕃交往当中，胡瓶还成为唐朝与吐蕃王朝之间友好往来的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