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男孩集邮历险记
2019-09-03 10:39:17 来源:
当年的东昇里近段有两家集邮社。其中一家华外集邮社,走过香山路、皋兰路,见南昌路左拐便是。一开间,门面朝北街面房子,小庙一只。可千万别小瞧了这爿店,门面虽小却藏龙卧虎,远近慕名来者老少皆有,人流基本集中在南昌路上,休息天终日不绝。
印象之中,“华外”店面也就二十来平方米吧,里面“插满蜡烛”。我与阿哥,两个不过一米三光景的小萝卜头,从人缝里张望,只看见一只硕大的三联写字台,台上堆满了各种集邮册,厚的、薄的、红的、绿的,满满当当堆成山,零乱不堪。老板,身形魁梧,穿吊带派立司西装裤、一百廿支白麻纱翻领短袖香港衫,身体扑扑满“塞满”旁边一侧的真皮靠背转椅。薄薄一层头发上上足刨花水,锃锃亮。他不时地依据顾客诉求,侧身从写字台上捡起一册又一册相关集邮簿,递给某根“蜡烛”。即便再忙,招呼声再大,他急我不急,他屁股都不愿动一动,手中那支古巴雪茄照抽不误,继续慢条斯理张罗过来。有时,则一只板烟丝乌木大烟斗一亮一暗、一暗一亮,阵阵香味立马布满小屋,异香扑鼻。
这一幕与今相隔六十年有了吧,“华外”老板卖点啥邮票给我,我已经一点讲勿出了。但他的面孔却栩栩如生,可谓生意勿小、架子搭足。
其实,华外集邮社专营“阳春白雪”的高端邮票,根本就不是普及型水平的中小学生的“菜”。为此,我与阿哥转移到另一家——伟民集邮社,它在思南路、淮海中路一侧的朝南弄堂里,当年的卢湾区十二女中就在贴隔壁。
进弄堂左转,东墙上一个玻璃大框架里陈列着当时热门的盖销票,分门别类,招徕顾客驻足选择,挑中中意的,按图索骥,到店内报上相关索引号购买即可。现在看来,伟民集邮社就是入我们孩子“法眼”的集邮社,与“下里巴人”对路。
伟民老板清瘦斯文,笑容满面,待人谦恭得体,无论大交易、小生意一视同仁。我们开初获得的一些盖销票都在此成交:《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2枚一套;《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纪念邮票,一套3枚;《古代科学名人》一套4枚,包括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李时珍。
估计也就一年后吧,我们摆脱了“华外”“伟民”,来到了更远更大的世界——上海市集邮公司。
一部17路公交电车乘四站,在福州路天蟾舞台下,朝东直行过“杏花楼”,到山东路左转,一路朝北至南京东路便是。三开间门面朝南,气派十足;二壁落地无障碍铝质展示柜里,中外邮票洋洋洒洒煞是好看。正是在这里,我经历了一次集邮“启蒙”,开始买护邮袋,开始启用镊子钳交易,开始懂得集邮不光只是买邮,集邮的乐趣在于“集”。
那个年代也是新中国“集邮”的起步阶段,往往一年只发几套邮票,发行量特小,那时与西方文化包括集邮基本断了交流,市面上根本就无货供应,而以苏联为代表的苏东国家纪念邮票特别吃香,尤其是匈牙利邮票。我们通过信汇的方式,第一次委托市集邮公司代为采办了第一批东欧盖销票,记得金额是人民币壹元正。之后,日盼夜盼,盼北京总公司早日来货。一个星期天,我们如期如数收到家兄订购的来自首都北京的十多套外国邮票——那种神秘感、兴奋劲,至今历历在目。
现在想想真是感慨,对待当年一个孩子的交易——小儿科到“一只洋”的生意,不讲关系不需托人,北京集邮总公司居然乐此不疲弯下身子亲历亲为——注意,信封中还夹带着一张核对报单呢。
阿哥提点我:集邮,需用钱购买的只限于东欧优质邮票,国产纪念邮票则一律通过收集、交换的方式予以“完套”。今天回眸“文革”之前我们搜集而成的集邮册,花钱而来的邮票确实都是外国的,且几乎都是当年相当出色的那些纪念票,国产J字票、T字票花钱买来的几乎为零。大量国产邮票是通过收集、交换来的,不需破费,只需劳心、劳力、劳神。
为完成集邮“三级跳”的最后一跳,我们来到了上海集邮爱好者的“圣地”——北四川路桥堍下的上海邮政总局三楼集邮大厅。见过世面的年长者讲,其规模足以和北京集邮总局比美。整个三楼大厅全部都是集邮主题,有近千平方米,中国和苏联、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的邮票品种悉数登场,分类更精细,展厅也更完善。经过推敲,我们最终拍板在此地的活动“方针”是以集“动物”和“运动”邮票为主。
我们俩出行去一趟邮政总局,总要先到南京东路集邮公司稍事逗留,估计那是因为这两处的发行内容、发行日期有别。先到集邮公司停留和领行情,总要个把小时,一直站着,没座位,再步行至苏州河四川北路桥堍,算上在总局集邮大厅耽搁的时间和回程,每一趟搭头落尾,起码要四个多小时,对于十岁刚出头的小囡(阿哥也只比我大了三岁),确实是非常疲累的任务。我问家兄,我们每次17路坐到福州路天蟾舞台就下来,为何不再多乘二站?阿哥回答:4分洋钿从复兴中路顺昌路站上,到天蟾舞台已乘足四站路,必须下,否则就是7分花费了。这样,阿拉俩介头来回就少开销一角二分。
其实,据我所知,姆妈从不问我们车钱来去多少,可家兄从小就能省则省,故而,我常有开开心心跟阿哥出门,却满包眼泪回程的记忆,毕竟当时我只是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几个钟头只靠“11路”应付,脚力堪忧啊。阿哥总是宽慰我:快到了,快到了,却从不松口,还是每每“4分头”结束坐车行程。
阿哥进入六年级,要升中学了,学业开始一路紧张,有几次出行就叫我一个人去。他一边为我壮胆,一边掏出一张8K铅画纸,为我详尽地画出一张从天蟾舞台下车后到邮政总局的行走路线图——现在想想,我也奇怪于当年我的父母怎么放心得下(当然,更可能双亲压根就不知情)十龄童独自远行。清晰记得,我从邮政总局独自一人购回的是一套0.34元的东欧宠物狗盖销票,一套6枚品相不俗,其中4枚是三角状的图案,2枚呈矩形。收藏至今,整整58年,还在我身边。
记得当时,青少年集邮的“最高级”配置是拥有一套《蝴蝶》、一套《童话》、一套《奥林匹克》,对这三套邮票,可以用望穿秋水来形容那时的心境。羡慕归羡慕,但我心里却还是有底的:对于我,这是万万勿可能的事。其一是因为在公家集邮公司,这三种邮票也阙如,其二是在集邮市场上它们奇货可居,价位居高不下——在学生的心目中,就是个天文数字。
而阿哥却一如既往,不紧不慢地进行着他自己的搜集。他告诉我,东欧热销邮票之所以我伲要做到“出票必买”,要马不停蹄第一时间“占为己有”,就是因为市面上求大于供,发行量又小,所以必定“行情看涨”。尽管我们勿能一步到位地弄到《蝴蝶》这些“最高级”套票,但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既定目标一步一步靠拢逼近。事实正如他所预料,后来除了我们认为值得保留的“动物”“运动”邮票外,有得多余的邮票,我们基本都在邮币市场予以置换,“二换一”,“三换一”。通过千方百计提升集邮品位,最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那三套邮票竟然被一一“捉拿归案”,可以说——完胜!
十多年后,时值“文革”,为贯彻“最高指示不过夜”,我遵嘱几次半夜三点出门赶清早头班轮船,去县城送新闻报道。墨墨黑的天,伸手勿见五指,一个人在农田阡陌上穿行,一走就是单程三个多钟点。手中除了一个笔形电筒、一张草图,便是一把老乡特意为我扎的长柄稻柴扫把(那是因为大热天田头时有蝮蛇出没,考虑到我近视眼看不清而易遭蛇攻击而做的)。 老乡关照:务必扫把在前先扫行,一路扫过去,然后再走过去。那份胆识,那份艰辛,那双脚背,真得感谢集邮的那几年历练。
如果说,集外国邮票尚需要一点算度和心智,那么,集国产纪念邮票则务必拥有一点韧劲、执着和情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也在所不惜。开初,我们认为父母单位的废信壳手到擒来,盖销票便会源源不断“入袋”“入账”。其实当年民间、单位交流的信件,所用邮票大多是普通型的,根本就不是爱好者的“菜”,即便有特别一点的品种,数量也不多,集几年也很难有所成。经常让我们纠结不已的,是一门心思指望通过废信收集的一套邮票,就缺某一张,千呼万唤不出来,叫你欲哭无泪。细算了一下,自己心仪的国产盖销票,最终由此途径集成和入袋为安的只有两套吧—— 12枚一套的《金鱼》,16枚一套的《第一届全运会》。
那套《金鱼》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行的特种邮票。为了集成这12枚邮票,前前后后花费了我十五年辰光,真可以讲一抽屉故事!从一切顺顺当当到“死蟹一只”,等待戈多般,毫无办法,便有足足三四个年头,任凭我休息天整日厮混在“华外”“伟民”的人堆里,邮票依然不是重复就是缺门。不知多少次,我想动用钞票去市场求购,一了百了。可最终总因怕坏了我和阿哥的“初衷”而隐忍下来。其间,阿哥不时告诉我,要有集不全的准备,因为这12枚邮票的市场发行量,每一张各不相同,有的相差近一倍。直到“文革”后终止集邮时,我手上还缺一枚12-3:“水泡眼”!不过我仍然当集邮为宝,将邮册深锁闺阁。1975年,我父亲退休,带了一信壳工作证、会员证以及档案草稿之类的要我保存,我无意之中,瞥了一眼――信壳上的那枚废邮票,居然就是“12-3”“水泡眼”!真叫踏破铁鞋寻觅,得来欲哭无泪……
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集邮重出江湖,却已物是人非。那个年代的集邮,很多人已是冲着“刻奇”而来: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因错票而被沽值数万元,一只红屁股猢狲的生肖邮票居然奇货可居!那些五六十年代初的邮票,动辄上千元,于是见邮票就抢、买得到就屯者大有人在。侬想想看,当集邮爱好蜕变为图财之手段时,集邮在真正的爱好者眼里便式微了。
我却还在不紧不慢地收集,不愠不火地寻纳,还是老样子——只集“运动”邮票、只收“动物”邮票。我知道东昇里3号里那几位表兄也肯定有人在集邮。他们不仅原本收集的邮票质量比我的上乘,数量来得多,当下所集邮票也丝毫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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