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摄影进入当代艺术

天堂之洞 颜长江

　　羊城晚报：在当代摄影的脉络上，“广东群体”处于怎样的位置？

　　颜长江：在整个摄影的脉络上看，我们可以把新摄影放到一边，因为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当代艺术。从摄影本体上看，“广东群体”是陕西群体的发展，是北京新摄影的同行者，是成都现象的先声。陕西群体在前，我们居中，而我们大大拓展了摄影语言，陕西群体是把纪实摄影给搞好了，我们是把摄影的各个方面给体现了。到了近年的成都群体，可以说他们超出了我们的范围，他们做得更完美一点。他们很完美，很漂亮，但是不像我们说的那么生猛。大概就这几个称得上群体。

　　羊城晚报：“广东群体”在摄影在当代艺术上的发展提供了什么？

　　颜长江：当代艺术进入摄影和摄影进入当代艺术是两个概念，“广东群体”是以摄影进入当代艺术，而当代艺术进入摄影主要是北京新摄影。它给当代艺术以摄影的特质，它跟那个当代艺术进入摄影不一样，不在乎摄影本身的特性，它只是应用摄影的手段，我们说摄影的影像特性，特别经典的摄影讲构图，讲质感，影像语言，他们在这方面功底不是很好，当然也不重要，他们可以直接超越这些功底，这要看具体的作品，有的人做的行为艺术，可能拿个傻瓜机去拍就行了，有的是电脑做出来的影像，也不用讲究那些传统摄影的功底。但是广东这拨人不一样，他们传统摄影的功底很好，在语言和表现上有不同之处，这个长处把它融入到当代艺术界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看当代艺术家、画家他用摄影来做手段的话，有时候看到当代艺术的魅力，没看到摄影本身的魅力。

　　个性大于共性

　　羊城晚报：如何界定中国当代摄影中的“广东群体”？

　　颜长江：“广东群体”如同当年的陕西群体一样，他们也是工作、生活、创作都紧密结合的一群创作家；严谨起见，以媒体出身为主、由纪实摄影起步、并参加过第二、三届平遥展的“南方”团成员为主。广东在绘画上有岭南画派，有师承关系，但是“广东群体”是一群一个桌子吃饭的人，互相激发，形成创作的小气候。与摄影界另一个著名群体“陕西群体”不一样，“广东群体”在创作上是分头的，作品是多样的，风格也是大相径庭的。在这个群体的概念之下，成员之间的个性是大于共性的，从即时的摄影到观念艺术的甚至是行为艺术的都有。

　　羊城晚报：“广东群体”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有哪些？

　　颜长江：代表人物就是核心成员，比如安哥、王宁德，等等。“广东群体”的作品五花八门，风格各异。但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摄影本体发展的路径上，有强烈的语言突破。这和广东的社会环境有关系，当时的气氛和他们的天分造就了他们在语言上特别富有刺点，大胆率性，而不是四平八稳，有野蛮生长的气质。

　　羊城晚报：当时的创作者有没有这个方面的自觉？

　　颜长江：我认为这就像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能，它不是一个非常理性或者有序的现象。当时广东还诞生了很多影响全国的文艺作品，比如流行音乐、当代诗歌，等等。很多优秀的人才来到广东，他的生活、他的作品和广东水乳交融。他认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给他灵感。所以这个“广东群体”的判断标准并不完全是地域性的，更是创作者的精神血脉。

　　羊城晚报：这个现象和当时广东报业的发展繁荣有怎样的关系？

　　颜长江：当年是报业的黄金时期，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的人才，特别是文学艺术人才都到报社工作，无论是摄影家还是诗人都不少。另一个方面，新闻摄影本身在当时也处于一个完全蜕变的时期。这使得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有一种共振的关系。新闻记者在新闻界想做艺术，或者艺术家来到新闻界想改变一下新闻事业，这都是一个共振的关系。改变新闻事业这个时间是有一段的，我们这里面不少人，实际上是从新闻事业的基础上拓展了新闻摄影。同时，由于他们的个性，他们也往往不止于传媒摄影，也涉及各种纯艺术的创作，甚至虚构的创作。

　　民间力量有活力

　　羊城晚报：我们在讨论“广东群体”的时候，可能带有某种地域性的背景。那么在今天的艺术来说，这个地域性还重要吗？

　　颜长江：地域性可能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现在大家的往来比以前多了很多。以前我们广东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它聚合了全国的一些人才，大概这里边的人广东人占一半，另一半可能是外省人。现在可能没那么明显，但是在摄影方面，也许还有。一个地方的摄影推动跟它的灵魂人物是有关系的，成都恰好有这么几个人，就好像广东当年一样；而现在浙江的摄影主要是摄影家协会在推动，他们聚合了一些人，四川近年拿奖比我们还多。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现在的广东摄影？

　　颜长江：一方面厉害的几个人到北方去了，比如王宁德、魏壁。在“广东群体”的范畴内，比如广州到深圳，我们觉得新人不是很多，至少不像我们那一拨同时出现十几个，所以说，现在要选几个可以跟当年比较的摄影家，这么多年我就找到了这五个人。这五个人是2010年以后，所以不容易。严格说他们不属于广东群体。他们在广东创作，有的也是广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