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清代赵之谦《异鱼图》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撝叔，号冷君、悲盦、无闷等，自署二金蝶堂、苦兼室、悔读斋，浙江绍兴人，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正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不断、变局渐趋剧烈的时期。身处其中，赵之谦既是学者、官僚，也是“四绝”兼具的艺术家，他的现实态度、学术理念与艺术表达，对于了解这段特殊历史语境下儒家精英在画学和思想层面因应求变的探索，无疑具有典型的参考价值。

　　赵之谦 《异鱼图》（请将手机横屏观看）

　　赵之谦的绘画，以传统花卉题材为主，不乏大量具有吉祥寓意、雅俗共赏的牡丹、寿桃等内容，而创作于咸丰十一年（1861）的《异鱼图》，无论在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展现出了迥然不同的趣味和风格。而且，这种特殊性不仅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中国画坛尤为突出，也突破了此前的艺术史经验，堪称“奇趣”。那么，这种“奇趣”仅仅是赵之谦个人的“孤趣”么？其题材和表现形式的特殊性与十九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又有哪些关联？

　　“奇趣”与“考证”

　　《异鱼图》是赵之谦在温州期间完成的系列作品之一，此前他还画了《瓯中草木图》（四屏）和《瓯中物产卷》，而且据赵之谦自署“瓯中物产第一本”推测，此类作品原计划可能不只这三件。咸丰八年（1858）赵之谦离开驻防常山的缪梓军中，结束了他追随缪梓的幕僚生涯，返回绍兴老家，并于次年八月在浙江乡试中得中举人。咸丰十年（1860）三月，太平军攻陷杭州，时任浙江盐运使兼按察使的缪梓在城破之后力战而死，同时殉节的还有著名的画家戴熙和“西泠八家”之一的钱松。而此时的赵之谦，可能正在赶往北京参加春闱的路上。其北行为战乱所阻，慌忙奔归，回到浙江时杭城已破，不得已经澉浦由海路至余姚得返绍兴老家。赵之谦世居绍兴，与浙北杭、嘉、湖三府皆为经济文化繁荣的江南腹地，对于当时风物迥异、地处浙南的温州并不熟悉。咸丰十一年应友人之邀前往温州，应是为一家十口人的生计所迫。避乱归乡的赵之谦处境窘迫，行至处州（今浙江丽水）已经资斧断绝，甫抵温州便要向友人举债度日。而根据江弢叔“时撝叔方佐东瓯戎幕”的说法，赵之谦此行在温州仍重操旧业担任幕僚。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浙江各府相继被攻陷，唯有温州幸免，虽然也遭到金钱会的冲击，但总体局势还算稳定。因此，赵之谦游走于温州瑞安、永嘉等地的戎幕生活虽依然窘迫，相较于浙江其它各府战乱频仍的情况，却也称得上是“邑小官事闲”。

　　逗留温州期间，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给来自浙北繁荣富庶之地的赵之谦带来了全新的风物体验，肆虐的飓风和蛇鼠虫蚁的侵扰令他印象深刻，而瓯中特有的植物、海产也引起了他的考证兴趣。追溯赵之谦早年的学术经历，其最初受到的学术训练即为占据清代学术主流的汉学，不过大约十岁以后的七年间，他却醉心于宋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晚清“汉宋合流”的学术倾向。赵之谦复归汉学最初可能是因为师从沈复粲学习金石学的缘故，二十岁的时候则开始追随缪梓学习考证学。根据赵之谦的回忆，他在缪梓幕中每日与胡培系、胡澍、王晋玉及缪梓的几个儿子一起“稽考辩难”，而考证的范围也非常广泛，政务、律例、历史、地理、遗闻故事等都有涉及。这段幕僚生涯可以看作是赵之谦为以后步入官场所做的准备，而在中国古代文官体制下，赵之谦学习官僚政务仍然是借助学术的方法，考证由此成为赵之谦处理学术和现实事务的共同思维方式，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文官群体中也非常普遍。不过，突如其来的战乱让赵之谦无暇沉浸在学术考证的世界，何况这种考证工作还需要依托相关的文献典籍和学友间的推敲讨论，而赵之谦家所藏书籍此时都在战乱中散佚。直到在温州安定下来，赵之谦与友人的学术交流才重新变得频繁，考证活动也才具备了客观条件，此时经常往来的有：江弢叔、丁蓝叔、王云西、陈宝善、刘拙庵等人，而现存《章安杂说》一书即作于此时，考证议论庞杂，涉及：书法、碑刻、绘画、文学、史事、医药、戏曲等内容。

　　赵之谦 《异鱼图》（局部）章拒

　　海洋生物对比图 章鱼

　　《异鱼图》所涉及的考证对象有十五种，包括：沙噀（海葵）、章拒、锦魟、海豨、剑鲨、鬼蟹、虎蟹、阑胡（弹涂鱼）、石蜐、鱼孱 鱼（龙头鱼）、骰子鱼（箱鲀）、竹夹鱼（舌鳎）、琴虾、马鞭鱼（鳞烟管鱼）、燕魟。题记文字所涉及到的考证内容除了直接得自于当地人的口述，使用的文献则至少有《南越志》、《蟹谱》、《桂海虞衡志》、《瑞安县志》四部。至于赵之谦是否也熟悉从明代杨慎的《异鱼图赞》到明末清初胡世安的《异鱼图赞补》这一文献系统，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确证。虽然从考证内容来看，赵之谦与胡世安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此时赵之谦的图绘考证行为在其“知己”眼中，却并非是书斋中打发时间的自娱自乐，其中另有一番特殊意义。

　　赵之谦 《异鱼图》（局部）锦魟

　　赵之谦 《异鱼图》（局部）燕魟

　　“奇趣”与“经世”

　　前文提到的《瓯中草木》（四屏）是为时任永嘉县令的陈宝善所作，而《瓯中物产卷》则在咸丰十一年十月江弢叔离温赴闽时相赠，唯有《异鱼图》被赵之谦一直藏于行箧，随其在战乱中南下福建、北上京师。那么，在这段辗转经历中，都有谁参与了赵之谦这幅作品的观赏活动呢？

　　《瓯中物产图卷》（局部）赵之谦

　　通过《异鱼图》的题跋可知，从咸丰十一年到同治二年，先后获观此图的有江弢叔、陈宝善、刘焞和胡澍四人，其中刘焞与陈宝善的题跋都着眼于《异鱼图》所绘对象的“奇形怪状”，而江弢叔与胡澍则对这种“奇趣”背后的学术与现实动机做了进一步诠释。

　　陈宝善题跋

　　当然，相对深入的认识，得益于江弢叔、胡澍同赵之谦之间对彼此学术蕲向的深入了解。江弢叔的题跋作于他辞别赵之谦离温赴闽之前，此时二人虽在永嘉相晤订交尚不足一年，却交往频繁，这不仅因为赵氏对于江氏诗文风格的赏识，更源自二人都有追随缪梓担任幕僚的经历。缪梓之于赵之谦不仅是幕主，更是有知遇之恩的授业恩师，在赵之谦的《行略》中即称其“感武烈知，终身执弟子礼”。咸丰十年缪梓殉难杭城后，因浙江巡抚王有龄追论缪梓主创株守之策以致杭城失守，因夺恤典。闻此变故的赵之谦不仅撰写缪梓《事状》，更亲赴京师督察院上书，请还恤典，足可见赵氏对于缪梓的拳拳之忱。缪梓在杭州被难之际，赵之谦正在北行途中，而江弢叔恰在缪梓幕中，不仅全程参与了杭城之役，更在乱军中亲为缪梓收尸，如其《静修诗》中云：

　　……

　　昨收缪公尸，遍体丛刀痕。

　　在官受其知，时又参其军。

　　悲来激肝肺，不忍身独存。

　　当赵之谦在督察院为师鸣冤，并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复查，以缪梓在对太平军作战中并未贻误战机的结论复还恤典时，江氏又写下了告慰忠灵的《闻缪南卿先生蒙恩复还恤典，时湜将回杭州》：

　　谋人军师败能死，律以春秋无罪矣。

　　惟公死事尤惨烈，受诬六年此昭雪。

　　清波门启对西湖，城上灵旗时有无。

　　归日丝莼犹可荐，哭公声撼毕逋乌。

　　所以，赵之谦与江弢叔虽是新交，却有旧谊，二人同佐缪梓戎幕，既感其知，又受其教，在永嘉订交之前就已互有耳闻，而遭逢战乱相聚于温州，自然在思想、情感上因缪梓这层关系，彼此有着更深的共鸣。而且，据《章安杂说》的自序所言，温州期间的这批涉猎广泛的简札，也大多是与江氏“上下议论，互有弃取”的结果，可见二人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深入交流。也正因为江氏对于赵之谦而言可谓知音，赵氏才会以《瓯中物产卷》相赠，并请其为《异鱼图》题跋。江弢叔的跋文称：

　　疏草木，注虫鱼，非我撝叔事，然且为之枉其心矣。今天下之怪物不在鳞介，亦既时产于海滨，撝叔今年客瑞安，既饱见之，使能以笔为刀而尽脍焉。弃其残者于海，必且化为十百千种异鱼而为画所不能尽矣！时撝叔方佐东瓯戎幕，故记之如此。辛酉十月九日，长洲江湜。

　　江弢叔题跋

　　江氏的跋文一开始就点明了“疏草木，注虫鱼”的考证似乎并非赵之谦的志向所在，言语中透露出分别之际对于赵氏更大的期许。跋文后两句虽然仍是由千奇百怪的异鱼引发的感慨，但关于此图的考证目的，以及对于考证背后赵之谦人生与学术蕲向所做的暗示，却为我们进一步的求证工作提供了线索。

　　赵之谦自题

　　在江弢叔题跋之后，胡澍的题跋则更能击中要害，且胡澍对于赵之谦的了解也比江氏要深。胡澍与赵之谦的金石之契同样源于缪梓，二人先后在缪梓幕中共事达七年之久。而且，与赵之谦一样，缪梓之于胡澍亦有传道授业之恩，如其族叔、同客缪幕的胡培系在《事状》中记述：

　　负笈杭州从溧阳缪武烈公梓习制举业，君弱冠以前所作时艺，不甚合绳墨，而时有英锐之气。至是，武烈公教以古文之法为时文，君乃大喜，每闻公绪论，条记为一编，曰尊闻录，心摹手追，务竟其学。

　　由此可见，赵之谦与胡澍的治学思想都深受缪梓的影响，且胡澍的《事状》中，亦称赵之谦等人为同门。胡澍于咸丰九年安徽乡试中举，以此推断，二人几乎在同一时间离开缪幕，且都在次年北上参加会试途中遭遇太平天国战乱而折返。胡澍祖业遭战火焚毁，幸家眷无恙，此时杭城已被攻陷，无奈只得奔走浙东，促成了胡、赵二人在兵荒马乱中短暂的相聚：

　　……

　　乱离得欢喜，团聚从患难。

　　寄居于我室，谈笑恒彻旦。

　　僦屋更比邻，酒食互相唤。

　　食贫偏壮气，感事同扼腕。

　　这段比邻而居“谈笑彻旦”的时光，无疑是二人情谊的生动写照，而胡澍终究惦念故土，于当年八月冒险再返绩溪，不料绩溪旋即为太平军攻破，胡澍只得避走，以致音讯断绝。从胡澍离开绍兴，到他再次与身在温州的赵之谦取得联系，这段时间对于赵之谦而言可谓惴惴难安，刚一收到胡澍的来信，便喜不自胜回以长信，表达挂念之情：

　　……

　　脱难来无人，寄书苦路断。

　　魂梦杂疑似，畴与存亡判。

　　问讯到杭州，揣测疲晨旰。（六月十四，梦人述君噩耗。自四月后叠发三书金华，来者又不知里郑在何所，因以书寄杭州，而君果在）。

　　今兹释予忧，一夕神伴奂。

　　同治元年，太平军再次攻占杭州，胡澍又失去音信，此时赵之谦在给钱式演示篆法的《峄山刻石》篆书册中，既称“荄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年十二月，赵之谦再次北上京师准备参加同治二年（1863）的会试，竟得以在北京与胡澍重逢，且沈树镛、魏锡曾等金石艺友也先后抵京，四人以京师金石碑版既富，相与考证研究，“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因刻“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以志其盛。而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与《六朝别字记》亦脱稿于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