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笔的名称及形制流变

　　（明） 玳瑁管紫毫笔 管长18.9厘米 直径1.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一、“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

　　毛笔的名称演变和形成比较多元，它的命名并不仅仅与历史时间顺序相关，还与笔的用途、产地、原料、体势、笔工、大小、品质等因素相关，有时称法也比较随意。

　　《说文》云：“笔，秦谓之笔。从聿从竹。”“笔”的本字为“聿”，最早见于甲骨文，文字形象表示的是手抓着由木管和兽毛制作而成的软性书写工具。金文的“笔”字基本继承了甲骨文的这一字形特点，“笔”字从竹从聿。关于“笔”字的字形记载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中也有体现。许慎云：“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可见笔作为书写工具在战国时期由于地域方言的影响，其称谓并不统一。

　　依照笔的用途命名。毛笔作为书写和绘画工具，其名称与形制既相互区别又紧密相关。中国传统绘画所使用的毛笔有衣纹笔、工笔、勾线笔、面相笔、叶筋笔、圭笔（描笔）、蟹爪笔、担笔、皴笔，等等。比如，在工笔画中，勾线作为基本技法，在描绘衣着纹饰和规整、细致的肌理时便需要使用勾线笔、衣纹笔或者匹配规格的描线笔。叶筋笔和花枝俏在工笔花鸟画中同属较细的笔，但笔锋长度和蓄墨量又有所区别，且每种笔的号码和品质又有差别。因此我们在对毛笔进行命名时，也会采用用途加型号的方式，如小叶筋、5号勾线笔，或者分等次称呼，如一品羊毫、一品衣纹、小兰竹、小精工。毛笔的命名甚至与价格和昂贵程度相关，如湖笔中以百支毛笔的价格论“三十六两上条”“五十两兰蕊”“十五两小花”“三两寸楷”。

　　（明） 仇英 （传） 换茶图 （局部） 绢本设色

　　纵21厘米 横106.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以产地命名。如宣笔、湖笔、湘毫、湖颖。宣州和湖州是中国毛笔制笔史上公认的两大中心。《考工记》里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可见毛笔的品质与产地的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天然材质，以及是否有技艺精良的工匠息息相关，而宣州的地理和生态环境适宜兔子和鹿等野生动物的生息，能够长出符合制笔要求的毫毛。

　　自晋代以来，宣州的制笔业就已经非常有名气，白居易《紫毫笔》称：“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可见宣州的兔毫笔颇受欢迎。初唐时期，宣州（今安徽宣州）已成为制笔中心，宣州兔毫配有鹿毫、羊毫制作的紫毫笔被称为宣笔。唐代女诗人薛涛在《十离诗》第二首《笔离手》中吟道：“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宣笔深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尤以紫毫著名。

　　元代以后湖笔渐渐登上中国制笔史的舞台。湖笔的故乡在今天浙江湖州的善琏镇。南宋时期，湖州成为士大夫隐逸酬唱生活的首选之地，当地文人辈出，带动了文房用品的发展。宋元兵家在江淮之间僵持四十余年，宣城为之凋敝，笔工避走江南。湖州免受兵家洗劫，成为南宋遗民聚居地，为湖州的制笔业做好了工匠准备。湖州制笔能工迭出，冯应科、沈日新、温生、杨显均、陆颖等留名史册，“湖笔”之名就此奠定。

　　明成祖朱棣迁都于北京，随着文化中心的北迁，力图善价而沽的湖笔工匠们开始入京售笔。当时主修《永乐大典》的解缙等人，对陆颖、陆文宝、徐原、施廷用等人的佳制赞赏不已，纷纷为之赋诗作文加以咏赞。开在外埠的湖笔名店有北京戴月轩、贺莲青、李玉田；上海杨振华、李鼎和、茅春堂；苏州贝松泉；扬州兴散寺；天津虞永和等。湖笔的时代流传使之维系着“毛颖绝技甲天下”的盛名。

　　元代，湘笔也十分著名，主要源自郴州笔，与湖笔的区别在于，杂扎并不分层，不重锋颖，主要有水毫、兼毫。

　　因原料不同命名。潘岳《秋兴赋》云：“染翰操纸”。左思《咏史诗》：“弱冠弄柔翰，卓荤观群书。”宋人叶廷注云：“柔翰，笔也。”“翰”指长而坚硬的羽毛，古人曾以羽翰作笔，后世便以“柔翰”指毛笔。“毛颖”为笔的别名，唐代韩愈有《毛颖传》。随着制作毛笔材料的丰富，人们也喜欢用各种毛料来命名毛笔，如狼毫、羊毫、兔颖、貂毫。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的诗句“书来乞诗要自写，为把栗尾书溪藤”，栗尾，即狼毫笔。再如称羊毫和兔毫制作的毛笔为“羊合兔”，又称“二毫笔”。当下我们最常使用的兼毫笔，如“狼羊兼”等，都是依照笔锋的制作材料来命名。笔管制作材料的差异，往往也会因其材质或颜色等来命名。《诗经》云“贻我彤管”，“彤管”指的是女史所持的红色管的笔。扬无咎词“挥象管、擘蛮笺。等闲写就碧云篇”，描绘的便是作为文房清玩的象牙管毛笔。经常使用的竹笔管则称为“素管”。

　　以形状体势命名。形状体势特征往往成为毛笔命名的主要方式。从笔头的形状来看，有枣心、兰蕊、笋尖、丁香、葫芦等。又如湖州产羊毫笔又分“大蒜头”“鸡丝”“鹤脚”等。毫锥，则指的是毛笔的形状像锥子，比喻笔锋尖利。

　　拟人拟物得名。历代文人对毛笔的喜爱，往往令它们被赋予拟人的色彩，甚至有时候还有了官位，如“毛生”“毛文锋”“藏锋都尉”“亳州刺史”。韩愈的《毛颖传》有“毛颖”“中书君”“管城子”之称，《文房四谱》有“管城侯”“毛元锐”之谓。“尖头奴”则是文人取其形似之谓。这一称谓出自《魏书》，原指北魏的名臣古弼。毛笔使用时间久容易脱毛，因此也有人戏称为“秃友”或“退锋郎”。文房四宝是文人书房案头摆设的基本用品，而笔的吸墨性和对墨的调和使用又尤能体现毛笔的特点和品质，故唐代书法家薛稷被戏称为“墨曹都统”“黑水君王”。此外，皇帝作为封建社会的顶层，天子用笔自然要有别于他人，因此需要特别定制，在笔的命名上自然也与众不同。如乾隆皇帝的御用“天子万年”笔。

　　木管刻花卉诗句紫毫笔 故宫博物院藏

　　二、“枣心兰蕊动光彩，栗尾鸡距争奇雄”

　　毛笔的形制演变经历了一个过程。董作宾认为甲骨文中的一些字“是用朱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起讫，笔锋收敛，十分清楚，因而可以断定，殷代写字确是用精良的毛笔”。从形制来看，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毛笔笔杆细而长，顶部削尖；唐及两宋时期，笔杆变短，笔杆直径变大。从笔毫制作材料来看，早期毛笔制作主要采用兔毫等硬质动物毛，笔锋毛量少，偏细长；唐宋开始，不仅是兔毫等硬毫，而且羊毫等软毫笔亦开始流行起来，笔锋粗壮。毛笔形制的变化又同以下因素息息相关，比如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主要是席地跪坐，或者是跪在床或榻上，书写用具主要是低矮的家具，这种书写姿势影响了持笔姿势，就是一手执简或纸，一手执笔而书。由于竹简和木简每片的宽度不会太大，因此笔尖要偏细尖才方便写字，另外笔端与书写载体的距离也直接影响到笔杆的长度。隋唐时期，垂足而坐的高坐具，如绳床等逐渐流行，高足大案开始使用，如此影响下，将手腕和肘伏在书案上书写是最省力的书写姿势，唐太宗提出“腕竖、指实、掌虚”可达到“锋正”，就是针对高坐具提出的执笔姿势要求，太宗关于执笔姿势的阐释，就是五指执笔法的滥觞，五指持笔相比较三指持笔更加稳固，且书写坐具较高，因此唐代笔杆偏粗短也满足了这一书写姿势的要求。

　　今天发现的战国时期墓葬中可见到不同形制的毛笔出土。如放马滩秦笔、睡虎地秦笔、包山楚笔、左家公山楚笔等。1936年，出土过一件朱笔书写的陶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片，笔迹清晰流畅，挥洒自如，只有富有弹性的毛笔才可以写出来。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木椁墓，发现战国时期楚国毛笔一支，竹制笔杆，笔头是上好兔箭毫，毛长2.5厘米，包扎在杆外围，裹以麻丝，髹漆，笔锋尖、挺，是抄写竹简木牍的好工具。1957年春，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内也发现了一支毛笔，竹竿兔箭毛。笔杆末端削尖。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在二号墓中发现毛笔一支，笔杆是苇质的，较细长，笔毫有尖锋，上端用丝线扎紧，插入下端孔眼内，笔杆末端削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