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上博原副馆长陈克伦历程

　　插过队，当过翻砂工，78届的考古专业大学生

　　1980年 大学期间 陈克伦在湖南沅陵考古实习

　　澎湃新闻：曾经因为上博各种各样的事情采访过您，但是从来没有跟您聊过您个人，能否介绍下您的成长经历？

　　陈克伦：说起来也很简单，我是1951年出生的。1969年我17岁，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我插队的地方叫新建县（2015年撤县设立新建区），跟邓小平下放是在同一个县。我插队的集体是非常好的，得到了省红旗单位，所以两年以后我们插队的都陆陆续续进了工厂。我进了南昌齿轮厂，是专门做坦克和拖拉机齿轮的，属于中央企业。我在这个齿轮厂做了7年翻砂工。因为我们这个不属于生产流水线，属于修配车间，专门为工厂里的机器配零件，所以每天做的活都不一样，这样学到的技术也不错。“文革”结束后，1977年底恢复高考，当时没有胆量去考，出于两个原因，一则因为准备时间很仓促，担心考不上；二则因为我本人家庭出身不好。

　　1978年，那时候公开说不讲成分，任何人都可以考，我们工厂工会的一位张老师，也是上海人，她鼓励我一定要报名。我从报名到距离考试只有两个月时间，所以复习主要集中在数学，因为数学基础很差，然其他科目完全是靠自己的底子。最后成绩出来，我数学得了80多分，我的成绩是在南昌市文科前十名。

　　当时填志愿，很多专业不敢填，中文系肯定不敢填，因为写文章会犯错误，历史系也不敢填，因为很多历史学家在之前都栽了跟头。后来我报考了厦门大学的考古专业，因为很喜欢考古这门学科，被录取了，厂里还发喜报。我们工厂工会的那位老师非常支持我，她把工会阅览室里所有的《文物》《考古》《考古学报》杂志全部寄到学校给我，因为这几种刊物也是“文革”中最早恢复的学术刊物。

　　澎湃新闻：您提到开始不敢报考是出于家庭出身的包袱，能谈谈您的家庭么？

　　陈克伦：我祖父是开车行的，曾经和祥生汽车行合股，1948年去世，父亲是独子就继承了父业，家里过去有一些汽车。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是上海工商联的青年委员，政治上挺活跃，1958年他向党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青年资本家打成右派，你说我有这样的心理包袱，怎么敢考大学。

　　我祖父1905年从浙江宁波过来上海打工，真的是打工，没有文化。他是赶马车的，曾经一度成为孙中山的包车，所以我家里原来有好几张孙中山题字。后来在1950年代全部捐掉了。

　　澎湃新闻：校园生活是怎样的，您在学校受过哪些考古学训练？

　　陈克伦：我们4年的专业培训是非常严格的，曾经在半年当中走遍了中国主要的考古工地，给我们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全班只有15个同学，全是男生，最大的是1949年的，最小的是1962年的，年龄差距非常之大。1977年、1978年高考录取率很低，像我们那一届全国有600多万考生，录取30万人左右。

　　上海博物馆

　　我们考古专业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北京考古所回来的，所以他们有很好的考古实践经验。我们专业的主任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就说，你们学这个专业首先要喜欢它，但不是喜欢文物，如果你们家里没有收藏的话，你一辈子就不能再搞收藏，这是职业道德，不然公私就分不清楚，这是第一；第二，考古不是挖宝，我们考古的目的是恢复古代社会的原貌，而不是挖到了什么好东西。我的同学们毕业以后也基本都是活跃在文物考古的第一线。

　　澎湃新闻：您毕业以后去哪里工作？

　　1985年 陈克伦考察敦煌

　　陈克伦：我毕业以后先是分在浙江。毕业分配我是想回上海，因为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结婚了，我的妻子在上海，我想回上海工作，当时学校很努力，上海博物馆也很努力，向上海人事局申请了要考古专业的大学生，结果一个都没通过，据说人事部给上海的回答是“上海没有特殊的考古需要”，我就被分在了浙江省博物馆。我是1982年去的浙博，1983年就被送到北京学习，1984年就提名我当副馆长的人选。

　　浙博要提我当副馆长，我一心还是想回上海，想着这个副馆长不能当，当上就回不去了。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正好到浙江来收集资料，我就问他说我想考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研究生。他告诉我复旦大学从今年开始招文博的硕士生，导师是杨宽，杨宽在1950年代曾当过上海博物馆的馆长，那我就考了。当时报名要单位同意，单位不想盖章，我就找当时刚刚就任的浙江省文管会的副主任毛昭晰，他是从杭州大学调来的，我们谈了15分钟，他说我理解你，给你去考试，就很顺利地考上了复旦大学文博硕士。

　　澎湃新闻：所以当时你们大学毕业很有天之骄子的感觉是吗？因为一毕业出来就直接被当作干部培养。

　　陈克伦：因为当时大学生很少，77届也就是20多万，78届将近30万，我们那一届全国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只有60人。那时候坐火车排长队，我们十几个同学拿着学校的实习证明，我们身上有文物标本，要保证安全，不需要排队全进去了。

　　参与组建复旦大学文博系

　　澎湃新闻：您在进入上海博物馆之前，曾在复旦大学任教很多年，现在文博领域的很多骨干，都是您当年的学生。可以讲讲您在复旦大学念书和任职的事情吗？

　　陈克伦：我1984年进复旦念书，两年以后毕业留校。当时研究生毕业是统一分配，我第一志愿填上海博物馆，第二志愿填复旦大学。

　　我进去时复旦大学还没有文博系，也不招本科生（它是1985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就招几个研究生，还是挂在历史系，方向是文博方向。我在念书期间就帮他们组建文博系，因为复旦大学没有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基础，这些学科的情况我比较了解。当时复旦大学除了招收文博方向的研究生之外，还有文博干部专修课，是国家文物局委托复旦培训全国的博物馆干部，学制两年，可以拿到大专文凭，从1984年年初开始招生，总共办了14届，我从第二届开始上课一直到我1990年离开复旦，以后我还在复旦大学继续上了10年的课。我教书，最多的时候一天上六节课，上午三节，下午三节，主要教授中国陶瓷史、考古技术和文物博览。

　　1998年 陈克伦在龙泉窑考察

　　所以复旦大学的文博系从大专、本科一直到研究生的整个课程设置，基础都是由我来搭建的，老教授们出主意，我干实事。文博专业设立得更早一点，文博学院是1988年成立，历史系，文博系，历史地理研究所都挂在文博学院下面，它也是全国首个文博学院，而且它是由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复旦大学和上海博物馆四家单位合办的。所以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后来的馆长马承源、副馆长汪庆正都是作为兼职教授到复旦去上课。

　　那么我们这些研究生招进来以后，一共6个也都是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博物馆联合培养的。当时我的导师杨宽先生已经去美国了，我们这些研究生全部跟上海的文博专家对口，比如研究青铜器就跟马承源馆长，我是研究陶瓷，就跟汪庆正馆长，研究考古的是跟黄宣佩，研究书画是跟谢稚柳，我们当时都是有正式的拜师仪式。所以我的基础课是在复旦上的，专业课主要在上博完成。我在上海博物馆还有自己的办公桌，可以借上海博物馆的专业书来阅读。

　　澎湃新闻：可以具体谈谈您跟汪馆长的交往，以及他对您的影响吗？

　　陈克伦：我到汪馆长那边，他一次次地拿文物给我看，锻炼了我的眼力。我在学校里看不到东西。汪馆长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说对于文物研究来说，一定要首先会看东西，然后才会写文章。我们博物馆的学者和大学的学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会看东西，大学的学者洋洋洒洒写几万字的论文，如果论据是错的，那么整个文章就废掉了。所以要锻炼自己的眼力是非常重要的。

　　2018年7月28日 陈克伦参加翁万戈先生百岁寿宴，并签署捐赠书画协议

　　如愿以偿进入上博工作

　　澎湃新闻：您从厦门大学考古系毕业就一心想去上博，后来阴差阳错去了浙博，后来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第一志愿填的是上博，又被复旦大学留下任职，但是学习工作过程中一直跟上博有着诸多交集，还成为汪馆长的学生，那您什么时候正式入职上博？

　　陈克伦：1990年，我不想再在学校里呆了，不想呆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我觉得在学校的行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脱离专业久了对自己的专业成长不利，那时候我年纪还轻，对自己的专业还有所追求；另一个是学校想提拔我做文博系副系主任，我一听就吓坏了，我这个人做事可以，当官我是非常不乐意的。

　　1990年10月份正式过来上博，担任馆长的业务秘书。当时馆长是马承源，副馆长是汪庆正等，我在这里对自己的业务成长上有很大的好处，我们馆条件好，收藏也多，我也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主要还是古陶瓷的研究和鉴定，得到汪馆长的指导。

　　担任馆长的业务秘书可以参加馆领导所有的会议，开阔了眼界，也有机会和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交流，也得到了馆里的着重培养。1993年，上博在筹备造人民广场这个新馆时，博物馆自己掏钱派遣上海博物馆的三个年轻人到国外去考察，去了日本、美国等，一共参观了80多家博物馆，回来以后就希望我们的所见所闻能对新馆的建设有所帮助。

　　2001年 陈克伦陪同美国前总统卡特参观上博

　　澎湃新闻：您在陶瓷业务方面主攻什么方向，有取得哪些成果？

　　陈克伦：学界对于瓷器的研究过去比较多的是本土的研究，专业会钻很深，但是缺乏比较研究，我比较注重比较研究，在陶瓷研究中关注中外文化交流。

　　比如在元青花研究中，通过中外文化综合比较研究，得出元青花主要用于出口，伊斯兰文化对其兴起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结论。对印尼“黑石号”沉船上的唐代瓷器进行了系统研究。较早开展对北宋早期龙泉窑、北宋越窑分期、17世纪景德镇瓷器分期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对明代洪武时期景德镇瓷器进行系统研究，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及区域发展情况，对景德镇洪武时期瓷业的性质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在全面进行器物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认识洪武时期景德镇瓷器的原则，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澎湃新闻：您在2009年被增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陶瓷组委员，您如何看待这一工作？

　　陈克伦：这也是对我业务的一项认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于1983年成立，成立之初设置了陶瓷、青铜、玉石、杂项、货币、书画碑贴、古籍善本7个专业组，这是国家文物局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而设置的国家级文物鉴定机构。汪馆长生前就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陶瓷组委员，我在2009年被增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为委员。从1980年代成立至今，陶瓷组就增聘过两次。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不准参加社会上有偿鉴定；第二，只承担国家分配的鉴定任务，比如国有博物馆要征集文物，请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去鉴定，但必须是无偿的；再比如司法上的鉴定，鉴定走私文物等，你当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以后，实际上有个紧箍咒，约束你不随便在社会上进行鉴定活动。

　　1999年 陈克伦在大阪研究“宋瓷展”展品

　　澎湃新闻：您在上博担任副馆长期间主管哪些业务？上海博物馆一楼大厅有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捐赠者的姓名，上博在厚待捐赠者方面有口皆碑，在文物征集政策方面你们有着怎样的传统？

　　陈克伦：我担任上博副馆长的时候，非常注重上博专业特点的继续发挥，能够继续进步，譬如我们的文物保护中心，分管了十几年，对它的发展，我用了非常多的心血去鼓励它，现在我们发展得很好。

　　2012年9月 陈克伦在伊朗国家博物馆挑选元青花展品

　　2016年3月 陈克伦在印度德里图格鲁克宫遗址考察出土元青花标本

　　保管部（文物征集）这一块也是我分管的。文物征集方面，我们一定是用最合适的价格，征集最好的东西，我们的传统不能丢。我昨天还在跟我们博物馆现在管文物征集的副主任讲，上海博物馆从来不主动开口跟别人要东西，这样伤感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海博物馆征集文物，从来不讨价还价，一个收藏家他如果要把文物给我们，他开了价，如果我们觉得贵，我不说你贵，我说我们缺钱，这是我们丢脸，藏家不伤面子；我们如果说你贵了，就是说明藏家抬价钱，这是伤感情的事情。当然，作为博物馆可以通过第三方来跟他谈价钱。第三点，要花心思跟藏家交朋友，下工夫去做工作。

　　我担任副馆长，分管工作除了文物保护中心、保管部（文物征集）之外，还有陶瓷、工艺等业务研究部门，展览部也是由我分管，上博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周秦汉唐：陕西省文物精华展”、“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展”、“幽蓝神彩：元代青花瓷器大展”等兼具学术性和观赏性的展览不仅在上海引起轰动，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希拉克总统亲授“骑士勋章”

　　1998年9月18日 陈克伦在法国巴黎爱丽舍宫授勋

　　澎湃新闻：前几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去世，引出了总统、马承源馆长和您之间的一些往事，您和马馆长都曾获颁希拉克总统签发的勋章，当时是什么场景？

　　陈克伦：1998年9月，巴黎塞努奇博物馆为庆贺建馆100周年，特邀上博赴该馆举办“中国古代的礼仪和盛宴——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展”，上海博物馆提供56件青铜器精品在法国展出。出人意料的是，希拉克总统在开幕前于爱丽舍宫总统办公室接见了上海博物馆代表团，原以为十几分钟就结束的接见议程，当时希拉克总统与上博代表团在总统府谈中国文化、谈孔子，历时一个半小时。谈完以后，说有一个总统授勋仪式，中国驻法国大使也来了。希拉克总统亲自向马承源馆长颁授法国“荣誉军团军官级勋章”，向我颁授“国家功勋骑士勋章”。马馆长回赠了主编的全套16卷本《中国青铜器全集》中已经出版的14卷。后来总统还亲自参加了上博在塞努奇博物馆展览的开幕式，他还就展览中的一件青铜器跟马馆长讨论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