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它只是青铜 不 它才是真正的王者

青铜器原貌

　　而这个暑假的热度担当，就来自与青铜相关的博物馆——山西青铜器博物馆。

　　熟悉太原的人，一定知道汾河边5个既连通又独立的红色椭圆倒锥体建筑群，是最具标志的建筑之一。这就是山西青铜博物馆与太原博物馆联袂共享的博物馆建筑。

山西青铜博物馆

　　刚刚开馆的山西青铜博物馆，是山西博物院的分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规模的青铜专题博物馆，展出2200件青铜器，以山西的青铜考古挖掘和追缴文物为基础，历史脉络完整、清晰，是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生动证据。

美丽山西

　　山西，地处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山西青铜器的特征，体现了商周王朝的文化主脉，反映了中国礼乐文明发展演变的进程，并将中原与北方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

　　下面，让我们跟随山西大学青铜器研究专家陈小三以及青铜博物馆资深讲解员们一起探索这座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青铜博物馆吧！

常设展“吉金光华”序厅

　　据陈小三介绍，“吉金光华”分为三个板块：“华夏印记”、“礼乐春秋”、“技艺模范”，三个板块又分不同单元，2200余件青铜器分布其间。

　　华夏印记

　　“华夏印记”的三个单元，呈现了从史前到夏时期的青铜考古发掘、商代的青铜文明，以及周王朝时期晋国灿烂的青铜文化。

展览现场

商代龙形觥（gōng）  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  山西博物院藏  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出土

　　这件造型奇特的“商代龙形觥（gōng）”，传说是姜子牙为民祈福的神器，同时也是山西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国宝级文物。觥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装饰了极为少见的鼍（tuó）纹，也就是鳄鱼，鼍头与觥体的龙首朝向相反，营造了静中有动的视觉效果。前端龙首昂翘，瞪目张角，龇牙咧嘴。长腹弧鼓，后端截平，背部为弧曲形长盖，内有横榫与器腹扣合。器身口沿外附有两对贯耳，用来把龙形觥吊起加热酒，另一端没有封口是用来散水蒸气的，器物底部有长方形矮圈足，整体放平，宛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

　　商  兽形觥 高21.7厘米，通长24.5厘米，腹深9.3厘米  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出土

　　与“龙形觥”同时展出的“兽形觥”，高21.7厘米，通长24.5厘米，腹深9.3厘米。同样也是商代盛酒器，整器均以雷纹为地，满花浮雕，立体感较强。

　　兽面纹方彝（yí）  山西省绛县横水墓地M1006出土

　　长方体的“兽面纹方彝（yí）”，这是早期“倗（péng）国”真实存在的证明，出土于长约200、宽约150米的墓地范围内，这片墓地共有1299座墓葬，造型稳重大气，纹饰粗犷豪放，是青铜艺术的经典作品。盖和盖钮均作四坡式屋顶形，侈口，束颈，腹微曲。花纹浮雕。盖和腹的四面饰双龙组成的内卷角大兽面，阔口獠牙，巨睛利爪。口沿下饰双体龙纹。方圈足饰长冠垂尾凤鸟。自盖至足的四隅皆有扉棱。颇显凝重大方。

　　西周  兽面纹铜尊  山西省绛县横水墓地M1006出土 

　　这件“西周兽面纹铜尊”，与“兽面纹方彝”是山西省绛县横水墓地M1006出土的青铜器组合，出土于长约200、宽约150米的墓地范围内，同样是早期“倗（péng）国”真实存在的证明，造型稳重大气，纹饰粗犷豪放，是青铜艺术的经典作品。

　　春秋晋公盘  口径40厘米，总重7000余克

　　春秋晋公盘是一件2600多岁高龄的“春秋重器”，同时也是山西省公安厅历时多年打击文物犯罪，从境外追回的重要文物。晋公盘口径40厘米，总重7000余克。盘内有七处刻了铭文，共有183字，如此多的铭文在青铜器中，非常罕见。铭文记载了晋文公长女孟姬嫁楚的史实，应该是晋文公给他大女儿的嫁妆之一。盘里的立体水鸟嘴可开合，乌龟头部可伸缩，这些动物都能在装置原处作360度转动。这件“晋公盘”除了器物雄浑多姿，呈现了我国春秋时期青铜器的最高工艺水平。

　　西周  晋侯臣斤（pí）壶  高68.8厘米，腹最宽35.2厘米  1992年曲沃县北赵村出土

　　这件青铜壶于1992年在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壶高68.8厘米，腹最宽35.2厘米，纹饰华美流畅。壶本为盛酒器，也作祭祀用，造型别致雄浑，纹饰华美流畅。盖内铸铭4行26字：“唯九月初吉庚午，晋侯臣斤作尊壶，用享于文祖皇考万亿永宝用”。

　　商  史父丁卣（yǒu）  通盖高10.5寸，腹深8.2寸，口径3.2寸，重6.3125斤

　　这件史父丁卣（yǒu），是一种器皿，属于中国古代酒器，在山西省公安厅打击文物犯罪中被追回，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件卣通盖高10.5寸，腹深8.2寸，口径3.2寸，重6.3125斤。体细高，直口长颈，鼓腹矮圈足，颈两侧有小钮，套接兽头扁提梁，盖面隆起，上有圈状捉手，下有长榫口。盖上和器颈饰羽脊兽面纹带，圈足饰夔纹。铭文字数，盖、器同铭，各3字。铭文释文为史父丁。

　　西周  连山纹卣（yǒu）

　　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不同的是，这件西周中期的卣上装饰了大而精美的凤鸟纹以及连山纹，与之配套的酒尊同样也装饰了相似的凤鸟纹和连山纹，表现了当时青铜制作工艺的高超。

　　商  乳钉纹簋（guǐ）

　　簋（guǐ）是中国古代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同时也作礼器。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标志性的青铜器具之一。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最常用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在这件乳钉纹簋中，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夏商周时代，山西拥有最重要的铜矿资源和制铜技术，对青铜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晋国从周初分封的百里小国开始，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秉承传统，锐意创新，吸纳了周边诸侯国和北方草原文化的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晋文化，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

　　礼乐春秋

　　“礼乐春秋”则涵盖了六个单元。一部分文物呈现了春秋时期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了当时人们使用的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礼器、以及工艺品和铜镜，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展览现场

　　第二部分则以当时与晋国周边接壤邻国附近出土的青铜器为主，展现出晋系青铜文化与周边的丰富交流与相互影响。“简襄功烈”主要展示了侯马盟书以及蔚为壮观的赵卿墓。“三晋精华”展示了战国时期被赵氏、韩氏、魏氏瓜分后的晋国中出现的青铜器精品。

　　展出的马车配件

　　西周  义方彝（yí）

　　义方彝（yí）是西周时期青铜重器、国家一级文物，在今年7月被山西省公安厅从境外成功追回。其器身为长方体，身部微鼓度，颈部和圈足饰夔纹。主体纹饰为带双层卷角的兽面纹；器盖为四阿形，四面主体纹饰均为大兽面纹。器身和器盖的四隅及正中，均带有长钩状扉棱。器盖及器底的铭文基本相同，器底的铭文比器盖铭文多出族氏铭文“丙”。

　　西周  义尊

　　“义尊”和“义方彝”均为西周早期青铜器，从同一墓坑被盗。“义尊”为敞口，方唇，扉棱发达、器体厚重，圈足下接高台，内铸23字铭文，铭文中显示周武王赏赐“义”三十朋贝。“义”是周武王身边近臣，赏赐贝币高达三十朋，非常少见。

　　西周  晋侯作师氏姞簋  2010年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

　　这件从打击文物犯罪行动中追回的簋第一眼看上去像是陶器，但它其实是一件青铜器。器身两侧龙耳栩栩如生，整体朴实浑厚。

　　西周  刖（yuè）人守囿车  通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  1989年山西省闻喜县出土

　　刖（yuè）人守囿车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这件工艺品是一个厢式六轮车，属于陪葬铜车。车厢前左门扉立一受过刖刑的裸体守门“刖人”（刖刑：即砍断人的左脚，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把受刖刑的奴隶随葬在奴隶主的墓中，表明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顶有盖可启。车周身有猴、鸟、虎等动物，象征“域养禽兽”的囿苑，，与《周礼》“刖人使守囿”的记载相吻合。全车可转动部位有20处，构思奇特，制作精巧，十分罕见。

　　代钩

　　代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又称“犀比”），类似于我们今天使用的皮带，是身份的象征。带钩多用青铜铸造，也有用黄金、白银、铁、玉等制成。

　　战国  蟠蛇纹建鼓座  鼓座直径77厘米，高47厘米，重80千克

　　蟠蛇纹建鼓座，铸造工艺精良，纹饰精美华丽，立体感强，保存完整，是全国现已出土的体积最大、最重的青铜建鼓座。鼓座直径77厘米，高47厘米，重80千克，中由一根长木柱贯穿鼓身，插入鼓座正中，三条蟠蛇相互纠结，盘绕而成，活灵活现，象征三条祥龙。鼓座雕饰丰富，有人物、蛇、牛、羊、猴子、神鸟等各种形象，特别是“神鸟”雕饰，据称是考古记载中首次出土发现。

　　据相关史料记载，“建鼓座”用于承插建鼓贯柱，稳定建鼓。建鼓，为木质膜鸣两面敲击的乐器，是两周到汉代时期重要的高等级礼仪乐器。在古人心目中，其具有“沟通天地人神”的深刻内涵，常用于宗教祭祀活动，有时也用于军队作战，用以指挥军队进退。

　　春秋  邾季簠（fǔ）  高19.2厘米，长30厘米，宽24.3厘米

　　邾季簠（fǔ）高19.2厘米，长30厘米，宽24.3厘米。器形整体呈长方形，敞口，浅腹，壁斜直，双耳，平底，方圈足。簠是中国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具。簠的基本形制为长方形器，盖和器身形状相同，大小一样，上下对称，合则一体，分则为两个器皿。

　　兽面纹镈 春秋

　　銮铃

　　銮铃是古时帝王所乘之马车上的装饰配件。

　　春秋  侯马盟书  1965-1966年山西省侯马市秦村出土

　　侯马盟书为1965年至1966年于中国山西省侯马市秦村出土的玉片文物，数量共有5000余片。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这些盟书反映了晋国末期上层政要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中斗争的激烈性与残酷性，突显了“恶”的历史作用，反映出当时“礼崩乐坏”的历史趋势，并由此折射出中华民族发展的艰难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