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农康焘铭“冬心砚”

　　2。纸窗竹屋亦堪夸，笔砚精良处士家。农有薄田百廿亩，春来徧种好梅花。印文：金

　　砚盒铭文：百砚翁五十四岁小像。天笃山人康焘写。印文：石舟

　　出版：《张廷济砚铭底稿及砚拓册》，清代拓集。

　　说明：配康焘绘金农五十四岁小像紫檀木天地盖。

　　13×10.1×4.3cm

　　铭者简介：金农（1687一1763），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首。字寿门、号司农、吉金，冬心，又号嵇留山民，曲江居士。金农有砚癖，藏佳砚一百二十方，世称“冬心砚”，自号“百二砚田富翁”，又有百二砚田富翁自用印。他善制砚，也借砚抒怀，“平昔无他嗜好，惟与砚为侣，贫不能致，必至损衣缩食以迎之。自谓合乎岁寒不渝之盟焉。石材之良美恶，亦颇识辨，若亲德人而远薄夫也。”

　　康焘，字逸斋，一字康山，号石舟，晚号天笃山人、莲花峰头不朽人、茅心老人、荆心老人，钱塘布衣。为雍正、乾隆年间画家，以人物画著称，承明代仇英、尤求白描传统，用笔工整，形象静逸。金农《冬心斋砚铭》记有《康石舟砚铭》：“日初出，鸡子黄，一夫不改其耕而天下康。天下康，田与桑。” 

　　三朝老民像赞：在野胜似在朝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题冬心先生像》中说：“彼秃者翁，飞来净域，怪类焦先，隐同梅福… 忽共鸡谈，忽歌狗曲，或养灵龟，或笼蟋蟀”。金农的迂怪事迹散见于《国朝画征录》、《墨林今话》、《扬州画舫录》、《文献征存录》、《桐阴论画》、《国朝诗人征略》、《国朝书人辑略》。

　　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直到近代汪曾祺先生还在小说稿中，以金农式的幽默开了他“苏伐罗吉苏伐罗”（金农自取的梵语名字，意为金吉金）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人物画家康焘，为好友冬心先生作下这幅小像，转刻于砚盖之上。画中的“百砚翁”纤手拈须，布衣装扮，神态自若，时年五十有四。金农一生经历康雍乾三朝，首次入仕的期待因为老师何焯下狱而失路；雍正十三年重开博学鸿词科，吴兴知县裘鲁青向节钺大夫帅念祖举荐金农应科，却因雍正帝驾崩停辍；乾隆元年，金农五十岁，博学鸿词科又得重开，裘鲁青再荐，金农一无所获，顾首南归，自此常以处士自喻。

　　有趣的是，“金冬心”既是一个创作者，也是文艺史上不断被创作的对象。不仅别人用他来创作，金农本人也用。文以诚在《自我的界限：1600-1900年的中国肖像画》中谈到，从纪实人像到“角色”的诞生，重要的是情境的描绘。相比忘年交罗聘给金农画的一些写真（包括非常有名的那幅其睡梦中偷拍式的作品），此砚盖上的小像，则类似于黄裳先生所得雍正刻本《冬心先生集》前的冬心先生小像，端庄平淡，形象丝毫并不像袁枚笔下那么怪，这应该是金农本人认可的“冬心”。这种仇英式的白描背后，却是有情境的。

　　这个情境，当然来自于金农本人题写的砚铭。

　　三体文人长术：砚铭作为一种文体

　　“纸窗竹屋亦堪夸，笔砚精良处士家。农有薄田百廿亩，春来徧（遍）种好梅花。”

　　这便是情境。纸窗竹屋、笔砚精良的处士之家，代表着“在野性”。梅花的好与坏，也就是宫野之别。金农是只画野梅，不表宫梅的。“在野性”代表了主体背后衬托着更大的环境，一种生命力需要依托的环境。明清之际，文人画主体地位确立，人们对题款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越了对技法的尊崇，品评学养格调的权重加大，从吴门、四僧到八怪发展为极致。

　　金农拥有着足以炫技的文学能力。二十岁即得毛奇龄赏识。他的《自作三体诗》用五、六、七言绝句作同一题，是真本事。诗文似歌似谣，得古乐府遗意，上可信手拈来地用典，下可随心所欲把民谣改编，兴致来了自谱曲词，还非得给宠物西洋狗取名“阿鹊”。

　　砚铭，则是他在格律之外的一种自由体写作。清代“文字狱”文化压力下，智慧的文人总不能在创作中自施禁锢。《冬心斋砚铭》在雍正十一年付雕，可见有传之后人之意，有韵无韵，散整结合，且多有反映民生之作。金农生活在清代前后交替之际，学术大环境是经学上摒弃了明代推崇的宋学，复兴汉学，确立了考据的学风。通过对金石碑版的收藏和鉴赏，金农建立起一套题画、铭赞文字系统，但毫无学究气。他以一系列纯净的、值得玩味的言说，切中读者心智，为某种历史的缺失提供注释。

　　乾隆二年金农《跋林吉人砚铭册》云：“三十年最癖于砚，自履所至，作韵语品定者百余种，为人铭（者）十之七，为己铭者十之三”。无论是为他人作，还是如这一方自留砚，金农对于砚铭的创作，都是高度自觉的，绝不为了补白草草应付。

　　在金农那里，“农有薄田百廿亩”的田，即砚田，虽薄，但潜藏无限可能。这些奇幻的、施加了铭刻的书写工具，期待新思想来驾驭，来浇灌。金农嗜砚，亦不避讳商业推广，号“百二砚田富翁”。金农、丁敬、高凤翰、黄树毂皆有砚癖。借用诚品书店式的文案——“没有商业，艺术家不能活。没有文化，艺术家不想活”，磊磊落落皆贤良。

　　考据学的兴盛为金石学、文字学的兴起带来了契机，深藏书法“复古”思想的潜流。与铭文匹配的砚铭的书法，也少不了“不要奴书与婢书”的变革思想。从一系列西泠拍卖往届呈献的精彩拍品中，我们得以发现金农书法在董、赵之外，自我生长出几种典型的样貌，也可让此砚砚铭在整个金农书法风格系统中找到相应的坐标：

　　八分隶书。金农称“吾师”者有二，何焯先生以及《华山庙碑》，二位老师或许是合一的。“华山片石是吾师”，他在三十以后开始临习，终老不辍。在学《华山庙碑》的同时，对郑谷口隶书的学习也没有放松过，今古融合，写出有自己意味的隶书。

　　金农临华山庙碑

　　此砚铭文即金氏写经体楷书，字形大小相间，章法错落有致，如音乐一般抑扬顿挫。其风格来源为古代佛门抄经体，可参照五世纪古吐鲁番写经本，在金农的诗集中也多次提及赏鉴古写经本，如“法王力大书体肥，肯落人间寒与饥”。这种肥体写经书法吸收了木刻版字的特征，其所发生的时间段，即小像边跋提示的在五十岁左右，又参以华山庙碑的用笔，有小楷的结体。

　　大小相间的写经体

　　至晚岁，他将肥体易瘦，与其楷隶作品之用笔相互渗透，楷隶之作用笔匀平，横竖粗细一致，金氏漆书经典的倒薤撇法在此并未出现。

　　用笔匀平的楷隶、倒薤撇法的漆书、行草信札，亦有自身样貌。

　　三种生命状态：稽留与昔耶，存在与时间

　　按照青木正儿的分法，金农生平分三个阶段：在乡时代，漂游时代，颐养时代。此方“冬心砚”则代表了漂游时代的尾声。

　　金农号稽留山民、昔耶居士。这些名号展示了对时间性的强调。金农其长年来“遍走齐、鲁、燕、赵、秦、晋、楚、粤之邦”，画无专师，仅梅花就学白玉蟾、辛贡、王冕、石门、扬补之、汤叔雅等，不为摹写其形，旨在追想古人；对“石文自五凤石刻，下于汉唐八分之流别，心慕手追，私谓得其神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