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要改变身份 而是想要有两个身份”
2020-01-16 13:03:21 来源:
撰文 | 林颐
01
令人莫衷一是的文字游戏
说起马塞尔·杜尚,我马上想到的,并非那只人尽皆知的小便器,而是杜尚的“萝丝·塞拉维”女装大佬的形象。“萝丝”在法国是一个土气的大俗名,“塞拉维”则是个双关语,含有“生活不过如此”的意思,其中有性意味。这个女性化身的取名并不是随意的。事实上,杜尚一直是个名字大师,就像《泉》的诗意与粗糙的工业产品会构成对立,或者,就像美国传记作家卡尔文·汤姆金斯的《杜尚》开篇的那件《大玻璃》。
《大玻璃》是贯穿这部传记的线索。作为杜尚非常重要的代表作,由此入手继发的讨论,也很能见到杜尚带来的困惑与评论界对他的莫衷一是。《大玻璃》由两部分构成。新娘位于这件双联作品的上半部,像一面在风中飘浮的长方形招幡,周围是一些状如云朵的东西,新娘头顶位置之下是一些古怪的机器装置;下部分的左上角是九个光棍儿人体模型,其余位置分布着滑翔机、巧克力研磨机及其细部构件、水花和蒸汽,新娘的衣服悬挂在中间的机器突出的支架上。汤姆金斯用第一章上万字仔细描述《大玻璃》每个细节与可能隐藏的内涵。对于《大玻璃》的解读,还借助了《绿盒子》。《绿盒子》是杜尚积累整理的创作手记,可以了解作品的萌芽、各种想法、创作动机、象征意义、技术手段等,它还牵涉杜尚对数学、科技、炼金术等的思考,抽象的视觉效果和文学品位,杜尚早期作品里的形式和概念等因素。
杜尚爱玩文字游戏,他在《绿盒子》里说,“在玻璃上小火慢炖可以被看成一首散文诗,你也可以说它是个银质的痰盂。”有“杜粉”指出,这件作品也是一个拆字游戏,“lad(e)y”被拆开打散后就组成了“delay”,于是“小火慢炖”就变成了“玻璃女郎”(glass lady)。有种解释说“甚至”在法语里是“爱我”的双关语,所以,新娘真正爱的人是杜尚。是这样吗?
杜尚自己说,这个多余的小副词根本没什么意思,它只是“好玩而已,是属于我自己的诗”。他说,这是一种直觉,“我想都没想‘甚至’这个词就冒了出来”。
意义及无意义的相互依存,是杜尚身上的根本矛盾。杜尚讨厌文字,他认为文字制造的复杂性阻碍了对世界的简明诠释。但同时,杜尚极其擅长发挥文字的效应。杜尚作品的很大魅力和丰富的多层次以及幽默感,就来自于他那些别出心裁的标题,因此,界定作品标题的含义变得像鉴赏艺术品本身一样重要。
02
现成品理念的诞生
1913年的“军械库展览”是现代艺术史的一块里程碑。正是这次展览,让杜尚大放异彩。人们络绎不绝,围观杜尚的《裸女下楼2号》。这幅作品与人们印象里的“裸女”大相径庭。一直以来,“裸女”都是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汤姆金斯说,女性的裸体总会遵循某些约定俗成的传统,就得斜躺着,或沐浴或举起罐子倒出液体,杜尚的裸女不仅走下楼梯,她的步伐还表现得既从容又昂扬,她像一个戴头巾的机器人,她有20个连续向下的姿势,这些姿势连在一起让她显得与其说是女人不如说是部机器,整体的色调也被处理成单一的棕灰色。公众如何面对这样不熟悉的、晦涩的表达?
《泉》是艺术史上无与伦比的恶作剧。可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小便器,潦草地写上“R.Mutt”作为签名,然后被提交给独立艺术家协会展览,为什么后来会被认定为艺术品呢?
《詹森艺术史》高度评价《泉》,认为《泉》蕴含多种观念,始终位于20世纪最具开创性的艺术作品之列。喷泉是绝大部分欧洲城市与广场的中心部分,也是美术的传统象征之一,所以,杜尚的所作所为就消解了传统艺术的严肃立场,讽刺性的标题与对应物凸显了作品的幽默感,向有关什么是艺术的观念发起了挑战,对于艺术的唯一性和相关意义也提出了质疑,从正常情境里抽离出来的小便器就被赋予了美学意义。
这样一来,一种想法或一个观念前提成了作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就是作品本身。这促使了观念艺术的兴起,带动了20世纪艺术的巨大革新。在《杜尚》里,我们能清楚地体会杜尚这一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1913年,杜尚把一个自行车轮倒插进了一张彩绘的凳子里,让它成为房间里的一个装饰品。当时可能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举措。现在,《自行车轮》被认为是“现成品”艺术的创始作品,在1916年,杜尚开始思考并明确“现成品”的定义。大规模生产的普通物品如何能成为艺术,或者一种新的反艺术?杜尚认为,这些物品可以成为一种重新定义艺术或者摧毁艺术的方法。
人们能从非艺术里创造出艺术品吗?现成品可以是任何随手物品,一个小便器、一把雪铲、一个梳子、一个酒瓶架,甚至一张便条。这就意味着,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艺术,这让人很不安,而“选择”的前提所要求的品位,恰恰又是杜尚所反对的艺术的限制。“现成品”的模糊不清与难以定义,让杜尚陷入了悖论的困境,而且他必须避免滥用概念。1923年之后,杜尚有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停止了艺术创作,但新兴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仍然在不断吸收他的思想。上世纪60年代,杜尚再次走红。波普艺术家使用日用品,就像杜尚使用小便器和雪铲。尽管两者的方式存在根本的差异,杜尚打算用现成品消解审美,而安迪·沃霍尔这一代新人却用来赞颂消费主义。
“我没想要改变身份 而是想要有两个身份”
1959年,《新闻周刊》撰稿人汤姆金斯被指派采访艺术家杜尚。汤姆金斯对于杜尚的理解很深刻,《杜尚》并非是停留在表层叙事的普通传记。这
2020-01-16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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