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左青铜器”

西周鸭形尊。

北洞二号坑青铜器摆放混乱。

匽侯盂和铭文“匽侯作饙（fēn）盂”。

喀左窖藏青铜器出土地点和出土情形。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朝阳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发现大量窖藏青铜器，这些文物震惊了考古界，但这些青铜器的主人和来源众说不一。不久前，我省考古学家王绵厚提出新观点，他认为喀左大凌河流域窖藏青铜器应是战国末期燕王喜和太子丹败逃辽东时所藏，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专家的支持。

　　大凌河古道发现大批窖藏青铜器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出土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青铜器侯盂和鸭形尊正在展出。与此同时，辽宁省博物馆也有几十件出土于喀左的国宝级青铜器文物展出。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是谁？为何把大量的青铜器埋藏在了喀左？这，一直是个谜。

　　记者查阅资料得知，大凌河流域窖藏青铜器第一次集中被发现是在1955年5月12日，在喀左县海岛营子村马厂沟共发现窖藏青铜器16件。主要包括青铜鼎、青铜盂、青铜簋（guǐ）、青铜甗（yǎn）、青铜卣（yǒu）、青铜（léi）和青铜鸭形尊等。

　　1973年3月6日和5月28日，在喀左县平房子镇北洞村山岗上，又发现了两处相距仅4米的青铜器窖藏坑，分别被称为北洞一号和北洞二号。两处遗址各出土青铜器6件。

　　随后，窖藏青铜器在喀左县又陆续被发现。1974年12月，在喀左县平房子镇枣树台子沟村，发现了22件窖藏青铜器。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带铭文的就有15件。最后一次在喀左县发现窖藏青铜器是1978年9月，地点是喀左县坤都营子乡小波汰沟村，共出土青铜器10件。由此，考古界用“四批五处”称呼喀左窖藏青铜器。

　　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告诉记者：“这些窖藏青铜器发现的意义十分重大，是上世纪燕山以北辽西地区青铜器的一次集中出土，其数量之多、品级之高，丝毫不亚于中原先秦列国所发现的青铜器。”王绵厚表示，通过对喀左县出土的“四批五处”窖藏青铜器进行综合分析，他发现这些青铜器的分布地域、埋藏情况和器物时代特征，具有鲜明的共性特点，可以看作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窖藏整体系列。

　　“从出土位置看，这批窖藏青铜器基本沿大凌河古道南北排列。而且考古调查发现，与窖藏地址相邻处有战国和汉代城址遗迹，这说明当时大凌河古道有城址存在，且活动频繁。而将这几批青铜器埋藏的人，很可能是途经大凌河古道时，因某些历史原因不得不将这些青铜器埋藏起来。”王绵厚进一步解释说，“这些青铜器的时代跨度至少从商代延至战国时期，其中以燕国的青铜器为主。在近千年时间里，能拥有这样大批带‘燕侯’等铭文青铜器的人，其身份非常尊贵，绝非一般的小诸侯和地方部族方国的首领。但遗憾的是，对其主人的身份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

　　青铜器上自商代下至战国晚期，与燕王有关

　　记者了解到，喀左窖藏青铜器最大的谜团有两个：其一，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是谁？其二，他为何要将如此多的青铜器埋藏在大凌河古道上？

　　据了解，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对“喀左青铜器窖藏”的解说，是早期最为权威的解释。书中将喀左窖藏青铜器定为“西周初年燕国祭祀山川时埋藏的青铜礼器”，这一结论的依据是辽宁学者的考古发掘报告。

　　对此，王绵厚并不赞同。他说：“这种说法一是说其埋藏时代为西周初年，二是青铜器所属为燕国，最后其埋藏原因是为了‘祭祀山川’。早期辽宁的一些专家对这种观点一直持肯定态度。但我对这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除认同这批青铜器属于燕国外，其他观点我认为都应该重新思考和讨论。”

　　为寻找答案，王绵厚从21世纪初以来，对喀左窖藏青铜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重新分析和研究。

　　王绵厚告诉记者，关于喀左窖藏青铜器，目前可以确认并达成学界共识的是其属于周朝的诸侯国燕国。所以可以将其和同时期的其他青铜器进行比较。迄今为止，在原燕国及其以北的地区，燕国青铜器最集中的成批发现，首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这一墓地在北京西南，是燕国的贵族墓葬群。其中发现了大批青铜器，品类齐全、带铭文者众多，这些青铜器的时代明确，无可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