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的考古发现

      现代中国人对“中”的概念特别重视，比如老百姓过春节的时候，如果要拍摄全家福照片、家庭聚餐等活动，凡是坐在中间位置的，通常都是家里辈分最高的。
    “中”代表的中心，这个空间位置如此重要，这种概念是在古代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关于“中”的考古发现，过去有人认为，这是在战国时代才有的。那时候有名的大富商范蠡，他说做生意必须得去有人气、人多的地方，哪儿有人气、人多呢？范蠡就选择去陶这个地方，后来他被称为陶朱公。陶在哪里呢？现在的山东西南部的菏泽市，有个区叫定陶区，那里就是当年的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陶为天下之中。”
     不过，考古发现的“中”，时间比这个要早得多。1987年在河南濮阳，考古工作者发现了6400多年前的墓地。墓葬遗骸周围，用蚌壳摆成虎和龙，象征着左青龙、右白虎的天文星座；下面还摆了一个象征着北斗、周髀的图案，北斗是天的中心，周髀就是古人用来“测中”的祖槷、槷表，后来也称为圭表。有人提出，墓葬里的这个人可能是古代的“酋长”、天文学家。出现这种墓葬现象，可能意味着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找过“中”。  
      既然在6400年前的墓葬中发现了古人测中的证据，那就说明中国古人很早就有“求中”的观念。
      还有一个4000多年前的例子：在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了两座陶寺文化时期的墓葬，都出土了槷表，这是古代测中的仪具。当时为什么要测中呢？这就跟陶寺这个地方的历史定位有关。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宫殿、城墙、仓库，还发现了1500座墓，其中8%是高等级墓葬，剩下的92%，有相当一部分只是一个墓坑埋一个人。这些墓地的差别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人在生前的财富和地位已经很不一样了，这就说明在陶寺文明的那个时代，已经不是原始社会，应该是出现了阶级社会。有了阶级社会就进入国家，有了国家就有国都。怎么证明这里是国都？考古人员在陶寺考古发现了城墙、宫殿、宫城、宫门等遗址。历史文献记载“尧都平阳”，今陶寺城址所在地的襄汾古代称为“平阳”，由此推断，陶寺城址可能是尧都“平阳”，这应该八九不离十。
      此后，古人寻找“中”的行动，伴随着国都的选址仍旧在继续。夏商时代，古人“求中”于河南嵩山，到了商代晚期又回归到了河济地区，也就是现在河南北部、黄河以北的河北南部以及山西东南部等地区。

　　何尊铭文，阴影部分即为“宅兹中国”

　　何尊铭文

　　何尊，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中现身

　　据古代历史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周朝为国都选址，又选到了河南嵩山这一带。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了距现在3000年的一件铜尊。当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在这件铜器底部发现了12行122字的铭文，这件铜器因为记载了这位叫作何的贵族受到周王赏赐，因此被称为“何尊”。何尊的铭文里就出现了一句话：“宅兹中或”（即“宅兹中国”），就是说都城要选在“中”的地方，也就是天地之中。而“或”实际就是指的地域的“域”，在“或”之外加上“□”就是“國”（国），现在也叫“宅兹中国”，也就是指代当时周成王迁都的洛邑，即现在的洛阳。这也是古人选择“中国”（都城）于天下之中的一个佐证。

　　此外，因为东西南北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不同，中国古代的政治家觉得，要管理国家还需要表现包容，必须让这个国家的东西南北都觉得他的统治是公平的。古代的国王、皇帝要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放在中间，也是为了表示对东西南北各地的公允、公平。文献记载，当时要把国都建在国家中央，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便于收赋税。现在我们交税拿个手机就能办了，但是古代不行，距离比较远，因此国都要选适中的地方，便于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管理。因此，“择中建都”就成了一个制度。
      由秦汉至唐宋时期，国家统一时期的都城基本都在“大中原”的长安、洛阳与开封东西一线，继承了夏商以来的“择中建都”的传统。到了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地之中”，并且都城之名就是“中都”，金朝海陵王强调“择中建都”的意识由此可见，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都是在金中都规制的基础之上，延续了前制。

　　明清北京故宫午门（资料图）

　　古代都城“中”的概念扩展、强化与深化

　　先说一下，古人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的变化。皇宫通常设置在古代都城的中央位置。北京城是中国古代都城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点，最后一个古代王朝的都城，北京的故宫就是设置在过去北京城的中央位置。这个传统，它是逐渐形成的。
      距现在3600年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建于“天地之中”的“大嵩山”地区，考古人员发现偃师商城的王宫就在都城东西之中位置。因为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王宫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到了北魏时期，皇宫就正式设在都城东西的中央位置了，它一直影响到明清北京城。
  　不过，唐长安城的大明宫是个例外，它原来并不是皇宫，当初唐高祖李渊当太上皇了，他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嫌他爸爸在皇宫里有点儿碍事，就说长安城东北角地势高，那里凉快，在那里盖一个别墅区让他住在那里。后来到了唐高宗的时候，他的皇后武则天又给他出主意，说你也到大明宫那个地方去，那里的地势高，对你的风湿治疗有利。这其实是因为武则天想摆脱原来唐长安城宫城——太极宫“传统”政治中心的羁绊。
      到了北宋，都城选在现在的开封，这时达到从“择中建都”到在都城“择中建宫”，再于宫城“择中建殿（大朝正殿）”，这时的都城、皇城、宫城、大朝正殿“择中”而建达到最“全面”的时期。
      所以我们说，都城“求中”这个原则，古人在几千年里一直没有变过，而且这个原则也在发展，从都城发展到皇城，从皇城发展到宫城，然后发展到了“大朝正殿”，越来越突出“中”的规划理念。
      比如我们现在参观北京故宫，进了午门以后，为什么对着的是太和门，太和门又对着太和殿，两者中间为什么空出那么大的广场？太和殿是古代君王办公的地方，俗称叫作金銮殿，而在周代具备这个功能的建筑，叫作路寝。到秦始皇的时候，更名叫作前殿，汉代也沿用了前殿的称呼。到了曹操儿子当皇帝的时候，把前殿改名叫作太极殿。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皇宫的金銮殿有三个特点：居前、居中、居高。
     前殿的名字，意思就是这个建筑在皇宫的最前面，没有别的建筑挡住它。清代的北京太和殿也延续了这样的规制，它的前面没有建筑，只有门：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正阳门、永定门。这个前殿的特征，是从秦始皇那个时候就传下来的。秦始皇时代著名的阿房宫，史料说阿房宫以南山为阙，也就是说，它的前殿对着终南山，它和山之间是不可以有其他建筑遮挡的。
      至于居中，我们还是可以从故宫太和殿来看，它就是居中的，东边有东宫，西边是西宫。至于居高，当年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不算塔类建筑，太和殿就是最高的。虽然还有一个跟它一样高的，这就是太庙。但实际上，太庙的台基比太和殿要低，所以太和殿的绝对高度要比太庙高。王国时代宫城之中东西并列着宫殿与宗庙，二者“平起平坐”。但是随着封建王朝的建立与发展，代表血缘政治的宗庙地位逐步下降，代表国家地缘政治的大朝正殿越来越往上走，大朝正殿就比宗庙建筑高了，政治上也更重要了。
      另外一个发展变化就是“一门三道”。《周礼·考工记》说国都九经九纬，就是城中的东西南北各九条路。门是一边三座，一个门三个门道，因此形成都城之中的主干路为“九经九纬”的说法，实际上是“三经三纬”，因为都城之中的主干道每条道路是“一道三涂”结构，即一条道路分成左、中、右三股道而已。这正如我们现在城市道路是“一道二股”，即一条道路分为“上下”两股道。
      到目前为止，除了全国八大古都之外，所有发现的古代“地方”城市的城门，没有一个城门是三个门道的。只有古代的都城，它的城门、宫门（宫城一般是正门），才是“一门三道”，中间留出来的那条路是干什么的？有人说中间这条路是走车的，实际上，中间这个门道什么也不承担，它不是一般人走的，它是国家的象征，皇帝也不一定走。前些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发掘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那里的遗迹也是三个门道。这个城门保存得较好，两边的门道上都有车辙。中间的门道上却没有发现车辙，发掘者认为中门道与其他门道的地面明显不同，其为抹泥地面，表面光滑平整，基本看不到使用痕迹，他们认为中门道属于驰道，为皇帝专用而很少使用。它的存在，折射出以帝王为代表的国家的至高无上。
     “一门三道”制度也不是一直固定的，它也是发展的。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理念越来越强化，这个强化表现在几个方面，门道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从考古发现来说，“一门三道”这种规制，距现在约3700多年前就出现了，但那时候还没有用在城门上。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发现的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其宫殿院子的南门就是“一门三道”。距今约3600年前的偃师商城遗址中，宫城的宫殿和宗庙院子的南门也是“一门三道”。在楚国首都纪南城遗址的南城门与西城门之中各有一个城门，考古人员发掘之后发现也是“一门三道”，但是从都城城门规制整体上来看，这时还未形成制度。
      到了汉代首都长安城，都城各城门的“一门三道”正式成为了规制，为以后历代都城所沿袭。后来还出现了“一门五道”，这是从唐代开始的，都城城门由“一门三道”发展为“一门五道”，门道越多，说明国家观念越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