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和俄罗斯现实主义美术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注重绘画的思想性与历史性

　　19世纪被誉为俄罗斯文化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哲学、文学、音乐、绘画等都产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在美术方面，画家们反对旧式艺术，力图突破专制而僵化的艺术教育局限和藩篱，不再拘于唯艺术和学院派的束缚，主张面向社会现实生活，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描摹俄罗斯的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并以此表现艺术家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思考和崇高的理想追求，体现出浓郁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爱国主义的忧思。例如苏里科夫的主要作品描绘的都是对俄国历史进程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他常常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矛盾复杂的情理两难处境中来塑造，以此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和价值立场。列宾的历史题材名作《伊凡雷帝杀子》也具有类似的特征，画作生动而深刻地描绘了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了人物矛盾复杂的精神世界。正如权威评论家斯塔索夫对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所给予的高度赞扬：“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另一种艺术家了。他们是健康的、有思想的。他们不把艺术当作玩具或娱乐。他们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并且把自己的眼光严肃地集中到历史上去……”

　　的确，历史画创作不应仅仅是历史的图解和再现，其实更是对历史的反省与思考。俄苏的很多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突出表现历史和战争中的人性或历史实践中个人的遭遇，艺术创作的历史性特征不是为了简单地重现历史场景，而是要在对重大历史题材的表现中不断地反思历史，认识现实，展现人们对历史理解的发展与变化，即通过再现历史传达思想。

　　徐悲鸿于1949年重新访问苏联回国后曾说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光辉的表现，使我感到极大的兴奋。”从此之后，他积极推行中国的现实主义美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美术界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学习、接受俄苏现实主义艺术的创作方法。在学习和接受俄苏现实主义艺术的过程中，中国艺术家创作出了众多杰出的现实主义画作，例如靳尚谊的《登上慕士塔格峰》、詹建俊的《起家》、汪诚一的《远方来信》、王恤珠的《待渡》、于长拱的《冼星海在陕北》、高虹的《孤儿》、任梦璋的《收获的季节》、魏传义的《歇晌》等，将时代青年的奋进人生置于激情燃烧的岁月。尤其是表现革命历史和抗战进程的重大题材作品，通过突显崇高感和历史感，采用宏大、生动的历史画面，再现我国艺术家深邃的思想和爱国情怀。例如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石鲁的《转战陕北》、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潘鹤的《艰苦岁月》、王盛烈的《八女投江》、冯法祀的《刘胡兰就义》等，这些优秀的绘画作品已成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史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经典之作，它们之中很多画作或隐或现地映现出俄苏现实主义艺术独特的韵味，从中不难看出所受的俄苏现实主义艺术的影响。这些绘画吸收了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注重思想性与历史性的特点，同时画家们怀着革命激情及深厚的历史情感，既体现了当时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人民性特征，也融入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理想，代表了当时中国美术界在历史画中的成就。时至今日，在欣赏这些画作时，那激荡人心的历史事件和扑面而来的崇高气息，仍使观赏者深受感染和心灵的洗礼，画作蕴含的历史性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

　　绘画语言的叙事性追求

　　与主题上注重历史性紧密相关的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美术里具有非常明显的文学性和叙事性特征。在绘画语言的叙事性上，这些艺术作品常常蕴含着有一种非常感人的、心理的、文化的、政治的因素在里面。绘画艺术的叙事性就是通过一幅画作，表现某个历史时段或场景中一些人物身上所发生的故事。然而，这种叙事性绝不是单纯地展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故事的背后往往包含了作者创作绘画时的情感状况、心理活动以及他对人、对现实、对世界的理解。俄罗斯现实主义美术语言的叙事性体现在不仅通过画面和背景讲述一个故事，表现一个人物或交代某一个生活场景，而且要传达画作之外的某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认知。这些艺术性的叙述表达常常带给欣赏者以启发，使审美进入一种新的高度。

　　列宾的绘画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纯粹向往与执着追求，他画作中叙述性的画面往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观点表达能力。他的画作大都营构了充满戏剧化的场景，具有极强的叙事性和诗化特征，注重刻画人物表情与内心活动。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就是《查波罗什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王》。这幅画所描绘的是热爱自己的祖国、决不归降的哥萨克勇士们给劝其归顺的苏丹王写回信时的情景。用现实主义的叙事性表现手法传达出了俄罗斯民族的伟大精神和生活传统。的确，俄罗斯现实主义美术充分体现了对形式语言和叙事性的双重追求。一幅幅作品像是一首首富有表现力的叙事诗，这种强烈的绘画语言以及语言的叙事性在世界艺术史上独树一帜。

　　俄苏这种绘画语言的叙事性对我国的现实主义绘画同样产生了影响。鲁迅写的《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一文对苏联版画做出极高的评价：“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番话令人感受到了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丰富的内涵和灵动的叙事风格。

　　艺术的叙事性要通过作品的叙事方式呈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历史事件和不同人物的特征和精神面貌。在我国的现实主义绘画作品中，尤其强调这种叙事性。例如，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画家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以叙事性为线索，在作品的指向性上表现革命胜利的时代精神，树立建功立业的领袖和英雄人物的新形象，如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冯法祀的《越过甲金山》、董希文的《抢渡大渡河》、艾中信的《一九二○年毛主席组织马克思小组》、夏同光的《南昌起义》、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等等，这些大多受过俄罗斯艺术教育或熏陶的艺术家们的绘画在俄罗斯现实主义美术影响之下，又融入鲜明的民族风格，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通过浓浓的叙事性特征实现了艺术的精神引导和教育作用，为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启示与展望

　　俄罗斯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美术界和美术教育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家留学苏联，了解并学习现实主义绘画，徐悲鸿提倡现实主义传统，通过油画加强艺术的现实主义性质，反映艺术和生活的关系。一直到近年来，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在中国多次展出，中俄两国艺术的纽带从未割断也无法割断。中国美术界所受的俄苏现实主义美术影响主要是19世纪以巡回展览画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对我国绘画的启示，就是要思考如何使创作具有历史的新意并真正体现时代的特征。

　　在艺术领域，现实主义的精神和理念开创了人们认识世界、感受世界、表现世界、反思世界的一套系统方法，同时也在对现实世界的描画中表达了自我，完成了主客体的统一。新时期，很多艺术家提倡现实主义，呼唤传统，主张凸显艺术中最经典的、最本质的东西，张扬民族精神。一方面，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应该在绘画中有所体现，而现实主义绘画的历史性和叙事性赋予它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无法代替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绘画总是在不断地发展与变化，某一个历史时段的现实作品，随着时间车轮的飞速旋转就会变成历史的，供现代人反思、再阐释和再认识，在时代的变换中体现历史性的厚重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