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房子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弗里达十九岁时画的自画像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我在今年7月去了一趟墨西哥城，参观了弗里达的住宅蓝房子（the Casa Azul）——那里已经成为墨西哥城内一个著名景点，参观券远比墨西哥国家美术馆门票难买得多。其实一踏上墨西哥国土，就到处看得见弗里达，店铺的招牌上有她，拎包上有她，T恤上也有她，她完全成了墨西哥的一个文化符号了。

　　这可叫人多少纳闷，若仅是因为她的画好，应该撑不出这个场面来。她丈夫里维拉是墨西哥最著名的画家，画得极好，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更高，但他的名字就未必能像她那样，居然闪耀在民间生活的每个褶皱中，她怎么就能获得这样的地位？这难道不让人好奇吗？

　　我带着好奇去了“蓝房子”。门外买现场票要排长队，我们因在网上订了约定时段的票，先进去了。进门便是一个很可人的庭院，不小，高大的树，美丽的花，水流池塘，鸟语花香。住房是沿庭院四周分布的，一层的屋子和两层的屋子错落间隔，估计不是同一时期盖的，但总体协调，不失现代感。尤其是所有房子和院墙都漆成蓝色，是那种天空蓝到发黑的精蓝，这个直接从宇宙腹地散发出来的颜色对人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我早看见墨西哥人超喜欢艳丽颜色，房子外墙都被漆成明亮的原色，红的、黄的、绿的、紫的，房子越密集的区域色彩越扎眼，尤其是墨西哥城四周布满民居的山头，看上去就是盖在一个个山头上的五色镶拼的被罩，那样的风景世间罕见。然而，“蓝房子”在墨西哥城内的富裕社区，一条街上的住宅都极其方正体面，房子外墙颜色完全没有民间普通人家的火爆激烈，一般用淡黄、浅绿、银灰，这类降了调的颜色，显出一种克制和优雅。弗里达的蓝房子却在其中独树一帜，像是一个曲调中的最高音，高亢嘹亮，分明是一种旁若无人的表达。

　　说明牌上写道，这是弗里达从小生长的家，后来成了她自己婚后的家，其中的一栋两层楼房，就是弗里达和里维拉结婚后建的。楼下的房间现在做了陈列室，楼上的卧室、画室保持原样。楼下陈列的画都不是弗里达的主要作品，就罢了；上楼去看她日常起居的环境，倒比看那些陈列的作品更能打动人心。

　　他们夫妻的卧室是分开的。无论是她的还是丈夫的卧室都不大，弗里达自己的卧室尤其小，床都是单人床，但她在这一层有两个卧室，一个在画室旁边，一个靠着书房，可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方便她特殊的身体需要吧。她的卧房看着就是个墨西哥女孩子的闺房，罩着那样绣花的床单，放着墨西哥的布娃娃。有看头的是她的工作间，占据了二楼的主要空间，朝着庭院的一面都是玻璃窗，明亮悦目。房内当然是工作台、画架，然而，画架前放着一把轮椅——看着相当刺激：这位女画家，平常是坐在轮椅上画画和挪动的。

　　身体如此受限，她能画什么呢？这可没有难住她，如她自己所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于是她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五十多张自画像，第一张自画像作于19岁，她穿着红色的天鹅绒裙子，显得娇媚，但后来她的自画像越画越严肃甚至严酷了，全因为生命对她也越来越严酷：一是肉体上的疼痛从不放松她，二是她22岁时嫁给最有名的墨西哥画家里维拉，那个多情的丈夫老是跟别的女性有染，等于是在心灵层面上不停地折磨她。

　　因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她笔下的自画像从来不笑，总是神色严峻，即使盛装出现，也会添加上流血的伤口，或加上各种隐喻形象——比如荆棘的项链，扎满皮肤的铁钉，袒露出来的心脏，乃至蹲在她肩头的黑毛野兽和躺在她身边的白色骨架……充满隐喻却相当诚实，一望而知画的是她自己最切身的体验。她的坦白直率在艺术史上没有人能做到那个程度，以至于毕加索看见了她的画也感叹：我都画不出你这么好的自画像。

　　说到这里，人大概会觉得，这位女画家饱受苦难，生命凄惨，即使获得名声，但代价也实在太大……可是且慢，我的参观还没有完，在蓝房子最里面的一栋平房内，还有一个弗里达的服装首饰展，走进去看见她生前穿戴的各式裙子、披风、项链、手镯，包括她一条假肢穿着的红色雕花小皮靴，顿时叫人看见了她生命璀璨的一面——了不得，这个墨西哥女子多爱美啊！

　　她是一向盛装的——她留下的照片已经展示了这一点；她的众多自画像也如此，哪怕是画有伤口或者血淋淋心脏的画面，她也叫自己华服美冠，冷艳而冷静，绝少披头散发呼天抢地……叫她对生命中的痛苦皱眉哭泣，那是想都别想。即使她必须一直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一个人才竖得起来，而这又会让她的身体终日处于疼痛之中，她也不肯叫自己的身体软趴趴地横着，摊着，宽袍大袖地拖沓着。她从来都是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身着五色的墨西哥民间服饰，头戴花冠，站在人前必定是亭亭玉立，风姿绰约，光彩照人的。

　　我好像有点明白弗里达为什么会成为墨西哥文化符号的原因了。想想看，她这样一个人对于装扮的讲究，蕴含着别的爱美女子绝不会有的两层含义：一是，她对于主流文明的抗争；二是，她对于生命的抗争。

　　第一点的理由是，展出的弗里达服装全是墨西哥衣裙，即那种被称为“特万那”（tehuana）的服装风格——在深色或黑色的底料上绣出灿烂艳丽的大花朵，美得轰轰烈烈；或是有明丽抽象图案的短上衣配长裙，头戴花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特万那风格，就去看弗里达。但这样的美带着“土气”，在20世纪早期上层社交圈子里分明是扎眼的“异类”，甚至就在墨西哥城本地，在弗里达盛装出门时，墨西哥城街道上的顽童见了都会从后面跑上来问：咦，马戏团啥时候来城里了，你们什么时候演出啊？

　　其实说起来，弗里达身上的西方血统应该更多，她的父亲是匈牙利移民，母亲是西班牙人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算半个西方人，她丈夫里维拉跟西方艺术界的大腕们混得风生水起，他们夫妇交往的西方朋友比墨西哥本地的更多。然而这些都挡不住弗里达我行我素，用装束来宣示自己的文化立场——热爱墨西哥！

　　我们女人真的知道，让自己衣着与主流不同需要多大的勇气才做得到，必须是内心真正强大的好角色才有自信那么去做。比如中国现在的白族舞蹈家杨丽萍，也能鲜明而从容地热爱着民间文化，她全身上下民族服饰，提着竹编的篮子，把自己做成了世界社交舞台上的一道风景。然而，这却不能乱学，除非你已经把每一个细胞都先活成了杨丽萍。

　　弗里达也就是每一个细胞都是弗里达，一点不掺别的东西；她一向有自己的爱憎取舍，从不跟随“流行”。比如她说：“我对于木匠、铜匠等人感觉更加可亲，他们远比那些大群的脑袋空空的所谓有教养的人群更值得亲近。”再比如，在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最流行的超现实主义领袖普吕东赏识她时，她头脑非常清楚地说，“他们认为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我从来不画梦境，我画的是自己的现实。”真是明白人呐！

　　第二点是对生命的抗争。弗里达是这样概括自己人生的：“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到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撞车的后果是让她的肉体从此生活在刀尖上——每日的肉体疼痛；而遇到不断出轨的丈夫，则是把她的精神从此也放在了刀尖上。

　　说到她与里维拉的关系，起先她只是跟他学习绘画，之后发展为爱情，里维拉是真心喜爱这个有个性的女孩子，殊不知，他的爱情是加了砒霜的蜜。他战胜不了自己喜好女色的天性，即使爱自己的妻子，也完全不能停止不断出轨。伤到弗里达最深的一次，是他居然和弗里达的妹妹有染了，弗里达受伤至深，选择离婚。其实离婚之后两人都非常痛苦，谁都离不开谁，于是复婚。在蓝房子里至今放着两个钟，指针指向她生命中的两个时刻，一个停在1939年9月，她因里维拉与她妹妹偷情而与他离婚的时间；另一个停在1940年12月8日11点，她和里维拉在旧金山复婚的时间。

　　这就是说，她愿意接受现实，让生命就在那两层刀尖上舞蹈：在肉体上，她让一个破碎的身体走出来依然婀娜多姿，明艳漂亮；在精神上，她把自己的痛苦变成艺术的养分和题材，在从来都是由男性的画笔去表达女性的艺术史中，她成了第一个由女性来表达女性自己的画家。在精神上，她的对策是： “也许人们以为我和里维拉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会发出 ‘我多么痛苦’的哭泣和呻吟，可是，我不觉得让痛苦流淌过去的堤岸会有痛苦。”她跟朋友们在一起时快乐而有趣，美丽而风流，从不在人前诉说痛苦，喜欢她的朋友们也许没有看到，她已经在内心悄悄让自己上升为盛放痛苦的“堤岸”了。让该来的就来吧，在该走时就走吧，她对死这样写道：离去是幸，永不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