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身后事：陶瓷明器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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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器，又作“冥器”、“盟器”，是专为死者随葬而制作的器物。一般用陶土、竹木和石头制成，也有一些是用玉、金属、纸等材料制成的，用以安慰死者之灵。

　　《札记·檀弓下》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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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芽时期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古代的明器制度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1。8万年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女性头骨的外面，发现有7颗穿孔的小石珠。

　　这些小石珠的制作都很精细，必须经过磨、钻等工艺才能完成。石珠的表面，都用赤铁矿粉染成红色。很显然，这种项链之类的装饰品是专为死者制作的随葬品，应推为中国古代明器的始祖。

　　到新石器时代，中国古代的明器制作已经相当发达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随葬品中，除一部分属于实用品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为死者专门烧制的明器。

　　这些明器大多依照日常用具制作，还有一些是家畜、房屋等物的模型。总体来说，原始社会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器物，可按用途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礼器、玩具和食物遗存。

　　明器制度所具有的等级观念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具备，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一墓地中随葬品的组合、数量和质量的显著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用明器随葬这一意识形态高度发展的产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形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丧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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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时期

　　“仲宪言于曾子日：‘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时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也，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

　　——《礼记·檀弓上》

　　从中可以看出，此时，明器已被正式确立为死者阴间享用的随葬品。

　　以二里头文化墓葬为例，在郑州上街、洛达庙、洛阳东干沟、东马沟、偃师二里头以及晋南东下冯等墓葬遗址中，出土有鼎、豆、觚、爵、鬻、盘、罐、盆等陶器，而主要以罐、爵、盉为组合。

　　爵、觚、盉等酒器在此时的随葬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多被奴隶主用作礼器随葬，陶质明器开始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姿态进入随葬品的领域，此时流行的还有大量的玉质明器和铜质明器。

　　在商代明器中，除以青铜制作的礼器外，还有用玉、石、骨、牙、白陶和木制成的器皿。陶质明器多出现于商代小型墓，主要种类有斝、爵、豆、鬲、簋、盆（或钵），有极个别的墓随葬陶罐、陶大口尊等器。随葬的陶明器以饮食器中的鼎为主，酒器少见。

　　西周平民只有陶器随葬。西周早期，随葬陶器种类，多数地区是鬲、簋、罐、豆，西安以西地区多是簋、豆两器。西周中期以后，陶明器的完整组合一般是鬲、盆、豆、罐。南方地区的西周墓，用大量的原始青瓷随葬也是其特点之一。

　　东汉绿釉厨师俑，1959年北京平谷县唐庄子汉墓103号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东汉六博俑模型，1972年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县张湾3号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商周时期还有一种重要的明器开始出现，那就是“俑”。俑为中国古代丧葬中用以随葬的偶人。

　　《礼记？檀弓 下》：“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

　　《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俑是人殉制度演变的产物，最早的俑可能是用茅草扎束成人形，故称“刍灵”。大约到西周初年，洛阳等地的小墓则出现了玉质奴隶俑。

　　晋青瓷对书俑，1958年长沙市金盆岭9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隋张盛墓出土彩绘乐伎陶俑，1959年河南省安阳豫北纱厂张盛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春秋战国时期，用俑殉葬的习俗开始流行起来。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使用陶俑随葬。汉代以俑陪葬的风气更趋普遍。从所作俑的质料来说，不仅有陶、木制作的俑，而且还有用石质和金属制作的俑。

　　在西汉时期，帝后陵墓附近的丛葬坑和陪葬墓，都出土有较多的陶俑。

　　隋黄釉骑马男俑，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唐三彩梳妆女俑，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东汉时期，用陶俑随葬的习俗仍然盛行于中原一带。与西汉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俑大多为反映地主庄园生活的模型明器，家畜、家禽模型和奴仆俑的流行是其主要特征。

　　在东汉末年，随葬陶俑中还出现了武装部曲的形象及高大的楼橹坞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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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变时期

　　春秋时期， “礼崩乐坏”在明器制度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按照礼制的规定，平民是没有资格用鼎随葬的。

　　一些平民模仿贵族的礼制用鼎随葬，冲破了士与庶人的界限。如在洛阳中州路、安阳后冈和山西侯马上马村等地发现的春秋中晚期的小墓中，随葬品的组合就以鬲、豆、盆、罐或鼎、罐、盆、鬲等仿铜礼器的陶质明器为主，明器成了这些小墓主人僭越礼制的工具。

　　战国时期早期的大墓还保持着传统的葬俗，但到中期，明器制度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用成组的陶质仿铜礼器和生活用器中的陶质灯、小壶、鉴等明器随葬；到了晚期，中小型墓的随葬品也几乎全是用仿铜陶礼器，且其组合具有多种形式，有的为鼎、盖豆、壶、區，有的是鼎、敦、壶，而更多的是壶、敦或罐、敦及尊、敦等。

　　引人注目的是，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反映墓主财富和生活面貌的陶囷、陶车和陶牛等模型明器。

　　唐三彩镇墓兽，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另一种重要明器“镇墓兽”起源于此时，镇墓兽以楚国江陵地区最为流行。镇墓兽形态多变，其共同特征是：下有方座，中有躯干，上有头部，顶插鹿角。

　　从镇墓兽的整个演变情况来看，其最大的变化是由头面雏形变为虎首虎面， 由直颈直身变为屈颈屈身，身由直立无肢变为跪式四肢俱全，座由梯形面较高变为梯形面较低。春秋战国以后，随葬镇墓兽的习俗开始在全国各地流行，久盛不衰。

　　唐青釉褐彩镇墓兽，长沙咸嘉湖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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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时期

　　秦代明器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多用秦式的茧形壶、盒、甑、瓮、罐等实用陶器，或再加以铜蒜头壶、鍪、鄘、钫等代替传统的礼器；

　　二是大量反映日常生活的模拟器物用于随葬，如陶制的釜、灶、缶、盆以及兵马等。

　　汉左卧姿红釉陶狗，河南省南阳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东汉红陶鸡，北京市丰台区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西汉时期，明器制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随葬品的品类、组合、分布位置等，都呈现出时代的特色。仿制铜器的漆制、陶质礼器在随葬品中的比例有所增加，甚至还有用滑石制的。

　　在中小型墓中，一般都是用陶质明器随葬。这说明旧的明器制度已经破坏和新的明器制度的逐渐形成。

　　汉陶井，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汉陶米碓（duì）和陶风车，1969年12月济源泗涧沟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汉红釉龙头烟囱陶灶，河南省文物考古队在南阳发掘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西汉中期以后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开始显著增多。战国末年出现的陶仓和陶灶到这一时期开始普遍流行。

　　此后，诸如井、磨、猪圈、楼阁、碓房、田地等模型，以及猪、狗、羊、鸡、鸭等家畜和家禽的偶像也陆续出现于墓中。

　　东汉绿釉陶猪圈，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汉陶囷，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东汉时期，随葬品主要是各种陶质容器和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而比较贵重的实用器，如铜器和漆器等则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东汉明器的显著特征，是反映庄园生活的成套模型明器的盛行。与西汉相比，东汉反映地主阶级庄园生活的模型明器，无论是种类和数量都要胜过一筹。

　　东汉绿釉陶望楼，1972年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汉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东汉七层彩绘连阁陶仓楼，1993年河南焦作白庄6号汉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东汉中晚期绿釉陶水榭，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供祭奠用的鼎、盒、壶、奁、案、耳杯、熏炉和标志财富的房屋楼阁、仓、囷、井、灶等大量出土，而且还出土了不少新器形。如长颈壶（瓶）、龙首勺、双耳直身罐、侈唇罐、四耳扁罐等。

　　西汉流行的匏壶、提筒、各种联罐逐渐被淘汰。干栏式陶屋已很少见，流行的是曲尺式陶屋和三合院式陶屋。楼阁建筑模型明器也开始出现。

　　东汉三合式陶，1961年佛山澜石大松岗出土，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东汉陶水田附船模型，1961年佛山澜石大松岗出土，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东汉楼舱式陶船，1980年德庆高良官村汉墓出土，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到了东汉后期，两广地区又出现了最具特色的水田附船模型、三合院式的陶屋、壁垒森严的城堡、形体奇特的托灯俑和侍俑，以及装备齐全的陶船模型。

　　双耳罐、圈足等釉陶器数量也增多。长沙地区同样如此，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流行以案、耳杯、洗、勺、盘、樽等为组合的奠器，屋、井、灶等模型明器占有重要地位。传统的仿铜礼器基本绝迹。

　　东汉青釉堆塑五联瓷罐，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东汉越窑青瓷五联罐，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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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明器制度与汉代相比又有了明显的变化：铜器罕见，漆器显著减少，汉代供储藏所用的大型陶器到这一时期也很少见到，而瓷制明器的数量大增，这在南方的长江流域更是如此。

　　墓中的随葬品主要是形制较小的陶瓷器，如杯、盘、碗、壶、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唾盂、虎子等生活用具。它们的形制往往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特征明显，有的仅见于南方而不见于北方。

　　西晋永宁二年越窑青瓷鸡笼，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西晋青釉羊，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晋陶牛车，北京房山区服装厂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汉代以来流行的庖厨明器和家畜家禽模型明器虽然在东汉继续被沿用，但已趋于衰落，并且这些明器往往形体不大，制作也比较粗劣简陋。而以牛车为中心，包括男女侍俑、武士俑、镇墓兽在内的俑群自西晋中晚期起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随葬器物。

　　在随葬陶器中，还出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方形多子槁、翻口罐等器物。长江流域的东吴和西晋墓中，还常用一种奇特的谷仓罐随葬，但流行不久就绝迹了。

　　西晋釉陶多子盒，1962年北京西郊景王坟西晋墓葬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西晋黄褐釉陶扁壶，1962年北京西郊景王坟西晋墓葬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西晋青釉堆塑谷仓罐，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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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时期

　　唐三彩胡人牵骆驼俑，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隋唐时期，统治阶级开始用法律的形式，将明器制度确立下来。

　　如唐代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颁布的《大唐开元礼》载，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共五十舁；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共三十舁；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共十舁。以上明器并用瓦木为之，四神不得超过一尺，其余偶人不得超过七寸。庶人用明器十五事，不准在墓圹中置放四神十二时。所造明器，只准用素瓦，高度不得超过七寸，共三舁。

　　此后，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会昌元年（公元841年）都对随葬用的明器，在数量、高度等方面作了严格的规定。然而，这些法律仍是一纸空文，徒具形式而已。在隋唐时期厚葬之风中，明器也日益奢侈铺张。

　　唐三彩天王俑，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明器艺术成熟的时期，其种类之繁多、造型之生动、制作之精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当时明器的种类，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以质地而论，可以分为陶瓷明器、竹木明器、金属明器、纸质明器四大类；以器物而论，可分为俑类、用具类。

　　唐三彩文官俑，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三彩武官俑，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隋唐时期的俑类明器，以俑的器形来讲，分为人物俑和动物俑两大类；以俑的组合来看，可分为镇墓类、外出仪仗类、家内侍役类和庖厨明器及动物模型类。镇墓类包括人面和兽面镇墓兽、武士或天王俑，以及十生肖俑。

　　它们在墓中起守卫、辟邪、压胜等作用。

　　外出仪仗类的俑，在唐初往往以供墓主人乘坐的牛车为中心，包括骑马乐俑、文武骑俑、文武立俑、女骑俑以及牵马、驼俑等。

　　此外，有些墓还出土有由显贵仪仗组成的甲兵俑。到唐代高宗时，牛车俑已被游猎俑所替代。家内侍役类包括操作、歌舞、伎乐、奉侍等俑。有时，些大墓中还有作为贵族家丞的文武官吏俑等。

　　唐三彩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三彩杯盘，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陶磨、陶碾、陶碓和陶井栏，1954年山西省长治市王琛墓出土，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庖厨明器及动物模型类明器在隋唐时期仍然十分流行，其中尤以三彩俑为典型代表。这类俑可视为墓主对财富占有的象征。

　　这些用具类随葬品又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置于小龛及棺前的饮食容器，如碗、杯、壶、罐、瓶、盘、盆、盏托、注子等；

　　二是置于棺内或棺附近的服御器，如奁、炉、粉盒、唾盂、铜镜、铁谯斗、虎子、钱币、金银首饰及瓷围棋等。

　　隋陶碾，1959年5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安阳豫北纱厂张盛墓发掘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隋白釉凭几，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隋白釉瓷围棋盘，1959年河南省安阳县张盛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唐青花塔形罐，2006年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唐墓出土，现藏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7衰落时期：

　　宋琉璃厂窑黑釉凸龙盖罐，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龙泉窑青瓷十管瓶，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南宋龙泉窑青瓷五管瓶，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宋代之后，人们的丧葬观念发生一定的转变，纸质明器大量流行，陶瓷质地的明器逐渐走向没落。

　　金柳条纹陶簸箕，北京南苑鹿圈出土，现藏于首博博物馆

　　元青花釉里红堆塑楼阁式人物谷仓，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

　　图片来自各大博物馆官网

　　参考文献：

　　徐吉军：《中国丧葬史》

　　简洁编著：《中国陶器 冥器》

　　费鸣主编：《古明器鉴赏图录》

　　郑德坤编：《中国明器图谱》

　　杨宽：《古史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