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萱真迹——旧传

　   旧传为唐代张萱所作并于2013年在法国高价拍出的《唐后行从图》，被国内藏家购得，并一度在国内公开展出。

　　本文作者考察其著录流传、衣冠名物、笔墨画法，其中，安岐印为伪造，非安岐藏本，此画时代当不早于南宋，或系明人仿作。

　　图1：传 唐 张萱 《唐后行从图》

　　2013年6月19日，法国巴黎蒂埃里德梅格雷拍卖行以高价拍出一幅《唐后行从图》，被国内藏家购得。此图无款，为绢本设色立轴，纵180cm，横100cm，日式装裱。图绘庭院中29人，其中一人宽袍大袖，头戴凤冠，衣着华丽，即所谓唐后“武则天”，从题材来看，确是描绘武则天仪仗巡游皇家苑囿的场景。此图曾为鉴定家张珩收藏，现为私人藏，一度在国内公开展出。

　　此图旧传为唐代张萱所作，亦有五代、北宋人作之说，但考察其著录流传、衣冠名物、笔墨画法，时代当不早于南宋，或明人仿作。以下即从这几方面论述。

　　北宋《宣和画谱》卷五人物一载：“张萱，京兆人也。善画人物，而于贵公子与闺房之秀最工……今御府所藏四十有七：明皇纳凉图一，整妆图一，乳母抱婴儿图一，捣练图一，执炬宫骑图一，唐后行从图五……”。可见张萱应画过“唐后行从图”，且在北宋时流传有五幅。但此图并无宣和藏印，自然不可能是《宣和画谱》中所记载的这五件“唐后行从图”之一。

　　后来的文献记载，均抄录《宣和画谱》中的“唐后行从图五”，如《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等，惟清代吴升《大观录》“晋隋唐五代名画卷十一”记：“张萱唐后行从画，黄绢幅半，高五尺五寸，阔二尺五寸，车舆骑从连后共二十七人，面貌妍古，得冕旒秀发，旌旆飞扬之概。设色轻淡，绿竹二丛，枯树映带，并臻高妙，历代珍赏，宋印甚佳。” 对照今《唐后行从图》，人数不符，亦无“宋印”，且图中为墨竹而非绿竹，也没有所谓的车、马和“舆”。还有尺寸，《大观录》成书于康熙五十年左右，应沿用明裁衣尺旧制（一尺合34cm），可推其著录之图纵187cm，横85cm，比今之图高且窄了许多。如果重新装裱剪裁，那么图可变矮或变窄，但今《唐后行从图》比之要宽，由此可知吴升《大观录》记载的是另一件有宋印的“唐后行从图”，并非今天所见的这一本。

　　图2：安岐“朝鲜人”印对比（从左到右依次为《唐后图》、赵伯骕《万松金阙图》、赵孟坚《墨兰图》）

　　差不多与吴升同时的安岐《墨缘汇观录》又记：“唐后行从图。绢本立轴，人物着色，竹树用墨，上角有明昌御玺。” 今图中有“安氏仪周书画之章”、“朝鲜人”和“心赏”印，为安岐藏印，但这几印与安岐存世的印蜕真迹对比，均有差异，如“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白文印（图3），“安”字宝盖头右侧一点，真印较直，而图中印则弯曲；“心赏”（图4）印与欧阳修《灼艾帖》上的形制较接近，但“赏”字上部右边点长度并不一样，下方两点长度也不一样。可见，本图中的安岐印与其存世的真印不符，是后世摹刻的。另外，图中也并无安岐记载的“明昌御玺”，可见今之《唐后图》非安岐藏本。

　　图3：安岐“安氏仪周书画之章”印对比（依次为《唐后图》、传范宽《雪景寒林图》、蔡襄《大研帖》）

　　图4：安岐“心赏”印对比（依次为《唐后图》、欧阳修《灼艾帖》、赵孟坚《墨兰图》）

　　今《唐后图》上有张珩的“张珩私印”和“吴兴张氏图书之记”印，可知为鉴藏家张珩收藏，其购藏经过见于《张葱玉日记》记载。张珩1939年8月23日记：“叔重欲得予周昉卷，拟值万伍千金，予未许也。”1939年9月14日记：“伯韬同叔重来，携张萱《唐后行从图》见示。人物凡二十七人，大设色，竹树用墨，真古画也。余八年前见诸蒋氏，绢糜不可触。后携往日本重装，顿然一新，诚良工也。惟右上明昌一玺已损，为可惜耳。欲以易予周昉《戏婴图》，未之许也。”9月25日又记：“《戏婴》易《唐后行从》之意既决，拟作一跋题卷尾而未果，云烟过眼，作如是观而已。但藏之数年，殊不忍耳。” 9月26日记：“今日伯韬、叔重来。携周昉卷去，殊耿耿也。” 1940年3月3日记：“夜宴费子诒，约礼堂、叩石、湖帆、伯韬、彦臣、博山、小蝶、邦达、友庆作陪，独王秋湄以疾未至。畅谈书画，出张萱《唐后行从图》及房山小轴示众。”

　　由张珩日记可知，叶叔重想得到张珩收藏的周昉《戏婴图》，一开始的报价未允，后用《唐后图》交换而得。叶叔重是经营出口中国古代艺术品最大的私人公司——卢吴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吴启周的外甥，卢吴公司另一个合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卢芹斋，而叶叔重此时也在京、沪为该公司大量收购文物，运往海外。另外还有两个关键信息：《唐后图》在1939之前曾被带到日本重新装裱，但原有的“明昌”印已不在了。查阅日本大村西崖编，日本株式会社龙文书局1945年出版的《中国名画集》第一册，印刷有唐张萱《唐后行从图》珂罗版，即未重装裱前的《唐后图》，两者对比，珂罗版上端中部有大方印，对比可知为“怡亲王宝”， 并无明昌印。

　　图5：《中国名画集》中的珂罗版（左） 画上端大方印应即“怡亲王宝”（右）

　　再看张珩后来编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载：“张萱《唐后行从图》轴……画唐后幸行宫苑，左右女官宦寺执戟之属，凡廿八人。前有鸣鞭执炉、侍衣捧盒者为前导，欄楯曲折而无殿宇，盖仅存此一幅，本不只此也。此图多施朱色，惟墨竹二丛甚奇。三十年前见诸四明仓库，阅十余稔终复得之，则幅端大玺已浥烂无存，幸图虽百碎，经装潢之力得复旧观。外安氏藏经纸签楷书。”

　　金章宗的鉴藏印，是学“宣和七玺”的规制而来，称“明昌七玺”，一般在画卷上成套使用，如南唐赵幹《江行初雪图》、北宋《虢国夫人游春图》等，而在立轴钤盖极其罕见，仅郭熙《早春图》一例，图右上角有“明昌御览”大方印（图6）。若《唐后图》上有金章宗明昌印真迹，便可证明该图作于金以前，对于如此重要的佐证，即使后来重装，要尽量保存还来不及，怎可能会贸然裁去呢？这不禁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一般来说，只有可能是“伪印”，亦或是编造故事，才会以“丢失”的理由来搪塞。上文已述，《唐后图》中的安岐印为伪印，必是附会安岐著录所添造的，那么所谓的“明昌御玺”也应系伪造或编造。可惜《中国名画集》中看不清是否有此印，若有，那么必是伪印，容易被看出端倪，才会不顾原有的“怡亲王宝”印，将画幅上端一并裁去；若无，那么应是叶叔重迎合安岐著录以推销此图，才不惜编造明昌印被裁去的故事。1939年张珩25岁，“八年前”第一次见此图时不过17岁，后以传周昉《戏婴图》（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易得《唐后图》后，觉得“殊耿耿也”，可见对《唐后图》并不满意，心有不甘，而在其记载中，也对明昌印含糊其辞，可见所谓的“明昌御玺”不管有没有，均不可信。

　　图6：赵幹《江行初雪图》后的“明昌御览”印（左）和郭熙《早春图》右上角的“明昌御览”印（右）

　　《唐后图》中的藏印，除安岐伪印和张珩之印外，左下角还有“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和“巩伯精鉴印”，可知此图曾被第二代怡亲王爱新觉罗·弘晓（1722—1778年）和近代画家金城（1878—1926年）收藏，而已被裁去的“怡亲王宝”也应是弘晓的收藏印。综上梳理，可见《唐后图》最早为怡亲王所藏，近代为金城藏，后经叶叔重到张珩手中。1947年郑振铎在为张珩编《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时言：“恰在这个时候的前后，葱玉的所藏古画……像张萱的《唐后行从图》……全被人囊括而去，载运到美国，待价而沽。”可知在40年代，《唐后图》已从张珩手中散出，流往国外。

　　对于《唐后图》，也有前辈学者留下过鉴定意见，如《吴湖帆文稿》1939年10月20日记载：“午后刘海粟、张葱玉同来，见示张萱画《唐后幸从图》，甚佳，余以为宋画，非张萱也。”吴湖帆只是简单地目鉴，认为是“宋画”。又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言：“旧传张萱绘《唐后行从图》，幞头虽长脚，圆领衣内仍加衬衣外露，原画最早也是宋而不是唐。武瞾头上凤冠，更非唐代初年所应有。盗出国外传世本，时代且更晚。定为张萱名迹，实赏玩家以耳代目，人云亦云，殊不足信。”可见他所见到的“《唐后图》”不只一本，而“盗出国外传世本”很可能说的即是今之《唐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