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门九子走出四川

　　石鲁

　　80多年前，民族危亡的时刻，也有一批重量级的艺术大家来到成都。作为大后方，成都接收着我国主要美术院校、社团和美术家们；成长于斯的艺术家们也将这块土地的灵气蕴含进了自己的艺术生命之中，这其中就有艺术大家石鲁。

　　讲座现场

　　[直播回看]诗意画境：从四川走出来的艺术大师石鲁

　　这位从四川走出去的艺术大师，是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也是长安画派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军人物。2019年是石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成都画院“艺术大家与四川”系列讲座邀请到石鲁之女石丹，以《诗意画境——从四川走出来的艺术大师石鲁》为题，讲述一代大师石鲁的生平往事和艺术生涯。

　　石鲁的艺术人生，是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的典型案例，从中西融合的写实人物画，到革命历史画，再到70年代具有强烈主观表现性艺术风格的大写意水墨画，石鲁的艺术以其极具个性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风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中国书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艺术家。

　　松林湾冯家庄园残存的老房

　　走出四川的“冯门九子”

　　“冯门九子”即石鲁本人。1919年，石鲁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文宫镇松林湾一个冯姓的大地主家庭，取名冯亚珩，字永康。清末，高祖冯家驹从原籍江西景德镇到四川经商发财，定居仁寿县，传至曾祖冯敬德、祖父冯鹿荪收买田产雇工务农，有土地千倾，庞大的庄园和万卷藏书的藏书楼，成为当地大地主家族。冯亚珩的父亲冯子融是他祖父七个儿子中的长子，母亲王氏出身书香门第，是简阳书法大家王国桢之女。家中子女五人，大哥冯伯麟，二哥冯建吴，三哥冯伯琴，姐姐冯湘蘅。在祖父当家的大家族里，冯亚珩在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九，所以他晚年的印章中有“冯门九子”。

　　冯家对子女的教育尤为看重并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在自家宅院专门办私塾，从成都请知名学者担任老师教学。冯亚珩从6岁起便进入私塾，学习国学经典，直至15岁。这期间所学《说文》《尔雅》《诗经》《左传》《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古诗源》等传统文化书籍，为其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幼年的冯亚珩经常钻进自家的藏书楼，把父亲收藏的古字画拿出来临摹，当时他的愿望就是能像二哥冯建吴一样，去到外面学画。

　　冯建吴比冯亚珩年长12岁，在青年时去到上海，在吴昌硕等海派画家开办的“上海昌明艺专”就读。曾师承于王一亭，王个移，诸闻韵，冯君木，潘天寿等诸位名家。在传统中国画领域的诗、书、画、印诸门类中都受到严格的训练。毕业后回成都筹资联友创办“东方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曾与蜀中文人一道邀请黄宾虹入川执教，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1934年的夏天，冯建吴假期回到家乡仁寿，看到15岁的冯亚珩居然临摹起六尺整幅的古画，觉得非常吃惊，认为弟弟是学画的好苗子，就问他愿不愿意去成都学画。求之不得的冯亚珩便找到母亲，本想着家中一人画画足以，计划冯亚珩能够继承祖产料理家事，成为乡绅地主的母亲在儿子们的劝说下，终于同意让冯亚珩跟着二哥学习。这个调皮捣蛋，父母眼中的“熊孩子”，就这样进入了成都“东方美专”中国画系学习，成为该校年龄最小的学生。

　　十五岁时的冯亚珩（后排右一）在成都“东方美专”，前排中为冯建吴

　　正式接受系统的专业绘画训练后，冯亚珩临摹大量传统水墨画的同时也接触到西洋绘画的技巧。由于他对绘画的悟性和执着，一年之后已经是班上名列前茅的学生了。当时受周围同学影响，他开始主动获取新的知识和新思想，阅读像鲁迅、巴金等人的文学作品。在校学习的三年，对其艺术和思想上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启蒙。这一时期，可以看做是冯亚珩在东西方文化相互的融合之下的文化启蒙阶段。

　　18岁毕业后，冯亚珩回到家乡仁寿县，母亲托人在文宫镇县立小学找了份美术教员的工作，给小学生上课。这一年，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开展起抗战救亡运动。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冯亚珩组织学生们上街游行，画一些抗日漫画。这一行径在学校看来是带坏学生，由于参与政治运动过多，学校不再留任他的工作。回到家中的冯亚珩与母亲商量，想继续读书，便去到成都，借读于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

　　阅读了学生们传看的抗日救亡小册子和共产党的油印宣传读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表妹那里得到了一份小册子，当时是共产党人林伯渠在成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鼓励年轻人到延安去参加抗日。冯亚珩看到以后就打定了主意，要到延安去读书。为得到一笔路费，答应了他母亲提出的条件：与地主家小姐张艾如成亲就能得到下个学期的学费。拜堂后在长工屋里躲了3天的冯亚珩从他母亲处获得了200块大洋，拿着这200块大洋，他转身离开了家。

　　当时他从四川去到陕西的路程着实艰辛，先从成都坐车到到绵竹，绵竹不通路没法坐车后冯亚珩拿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骑着它开始翻山到达两省交界的勉县。车子坏了又修不好，身上剩下的钱也不多的他这时发现，进入陕西境内又有长途汽车，于是买票坐车到了西安。冯亚珩离开家乡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从那以后，他便再也没回到过四川，一生都留在了陕西。

　　从冯亚珩到石鲁

　　对于石鲁及其艺术，“革命”二字，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革命，就没有美术史上的石鲁，也正如石鲁自己所说：“我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美术家。”

　　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1939年3月，冯亚珩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而在此一年之前，我的母亲闵力生从河南来也是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从这里奔向延安的。父亲后来被安排到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县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一段时间后，因为父亲曾经学过画画，又组织过学生演活报剧，就被派到宜川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前锋剧团工作，任戏剧宣传股长。自编自导宣传抗日的活报剧，还承担了舞美和道具，这一待就到了年底。”石丹回忆道。

　　1939年12月，由于阎锡山叛变革命，开始追捕绞杀共产党人，前锋剧团党组织决定转移冯亚珩和其他两个进步青年去延安，此时的他，刚刚满20岁。1940年元月，冯亚珩被编入陕北公学学习，编入58队。入学的的履历表上，他改了自己的名字，因为艺术上崇拜石涛，文学上崇拜鲁迅，从此就改名叫石鲁。子女们也都随了他，全部跟着姓“石”。

　　“进到陕北公学以后，石鲁开始系统阅读马列主义书籍，由于善于思考善于争论被推举为马列主义课代表，在陕北公学的业余剧团担任舞美和化妆，后又任陕北公学学生会的宣传委员。当时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对于衣食无忧的一个富家子弟，父亲能够在延安坚持10年到全国解放，他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带有一种社会理想，一种激情，为了民族兴亡，到延安来参加抗日，对他来讲觉得是一种使命。”

　　延安时期 石鲁的速写

　　延安时期石鲁画了大量的速写，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在马兰草做的粗糙纸张上他画了许多民兵、老农、在延河洗脚的家人、延安的骡马市场等等。“父亲的绘画风格这时基本上是属于西方素描式的，是有立体光影的，像这样的速写现在依然保留的有400多张。可以看出他在那个时候就对人物造型、人物神态和人物动态的把握，已经有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抗战时期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更没有可能得到画国画的宣纸笔墨或油画颜料。在那种情况下，版画原料是最容易找到的，而且由于版画可以不断复制的这种特性，更便于抗敌宣传，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所以父亲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从事的创作就是版画。在艺术上父亲勤奋、刻苦，加之与延安鲁艺美术系的从事版画的人的密切交流，很快他就在版画创作上出现了很好的作品，显示了他在构图能力上面，还有刀法黑白处理方面的一些特色，创作了一批中国新版画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品。”据石丹统计，石鲁目前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并不多，国家博物馆加上自己保存的部分，总数不超过10张。而这不足10张的版画中，包含了《群英会》《打倒封建》《妯娌俩》《说理》《民主评议会》这些在新中国版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石鲁 《群英会》20.5cm×23.5cm 纸本油墨 1944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石丹认为，这一阶段父亲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信奉为艺术而艺术的青年，开始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人生观。“要做革命的美术家”这一信念使石鲁在艺术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的风格。即是绘画形式语言的一种外在表现，作品内部又追求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理想。

　　从四川到延安，动荡严酷的战争年代和艰苦的延安生活，让石鲁从一个大地主阶级的富家子弟，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员。他树立起来的这个社会理想和苦学精神，他从生活中、民间艺术中和版画中汲取积累起来的素养，影响到后来的水墨画风格的形成，成为他后来创作的一个宝贵财富，更重要的是让他与这片黄土地，陕北黄土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许多创作的灵感都来自于这一片荒凉贫瘠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一个从20岁到30岁的青年石鲁，此时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艺术理想，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影响了他后来一生整个的艺术创作。

　　艺术生涯的三个阶段

　　石鲁的艺术生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以中西融汇的写实方法创作大批人物画，描绘社会革命和建设，代表作有木刻版画《打倒封建》和彩墨画《长城内外》；第二阶段为60年代，一方面以抒情、象征相结合手法创作的革命历史画《转战陕北》、《延河饮马》取得了瞩目成就。另一方面以突破传统的笔法创作的《东方欲晓》、《赤崖映碧流》等一批新山水画，成为“长安画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第三阶段是70年代，他以山水、花鸟题材为主，创作了一批具有强烈主观表现性，融诗、书、画、印为一体的大写意水墨画。其极具个性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风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中国书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艺术家。

　　《剪羊毛》  1950年

　　《古长城外》 1954年

　　在石丹眼中，父亲的很多画作都具有“诗意”的画面。“父亲早期的绘画基本都是写实、叙事，具有情节性的，但其在绘画的立意上面却都是新的，充满着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特别是到青海体验生活画的青海藏民《剪羊毛》、《王同志来了》，用水彩加线条的技法处理人物造型的明暗关系，非常注重人物表情和情节的刻画。1954年他创作的代表作品《古长城外》便是去青海藏区体验生活结果。”

　　1955年石鲁从印度回国后着西装小照

　　“1955年、1956年父亲的两次出访，分别到了印度和埃及。这两个国家都是文明古国，这两次的出访是他艺术思想转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他在埃及参加亚非国家艺术展览会，做了一个题为关于艺术形式问题的演讲，在这个演讲里面他说‘艺术形式的美，主要是在于一个民族的人民在精神生活上崇高的向上的健康的心理表现，因此我们在艺术形式上的发展，首先是把自己看作是民族传统形式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如果艺术形式一旦失去了民族形式的特征，也就减弱了他表现民族生活的能力，减弱了人民对他的喜爱和欢迎’。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强调这个民族传统形式的继承和发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