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画像石里的故事都是你不知道的故事

　　学术界对曹操墓出土画像石的关注，始于2009 年发掘之初。新闻媒体披露过一些科学发掘的画像石残片， 引发了零星的关注。据报告称：“在对M2 墓室的清理过程中，始终伴随有大量汉画像石残块出土，尤其是在最底层的原始淤泥中，也有不少汉画像石碎块。……这些画像石均遭到了破坏，破损严重，形成细小的残块，数量多达上万块。其中，只有少量得以成块地保存下来，保存相对完整，画面完好，但是， 和石棺床一样，它们均被盗墓分子在历次盗墓中盗走，后来，公安部门从破获的盗墓分子手中追缴回来数块。” 

　　对曹操墓画像石图像的研究，除了刚刚发现曹操墓时一些报纸和网络上的只言片语外，目前仅能检索到徐龙国《曹操墓画像石解析及一号墓主推测》一文，他对“七女为父报仇” “伯夷叔齐” “杞梁妻”画像内容进行了考证，引出对墓主身份的思索。他指出，上述“画像在山东、江苏、河南南阳等地的壁画墓及画像石墓葬中十分常见。画像所反映正是当时社会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但鉴于当时很多图像资料没有正式发表，而且他“本人没有到过发掘现场，不知道这些画像石的具体位置，发掘者的介绍也过于简略，所以对有关情况了解有限”，故其研究价值有限，同时未能涉及2016 年官方报告中披露的其他图像。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者在《曹操高陵》一书对被盗画像石尝试进行图像阐释，主要集中在追缴回来的四块画像石上，针对画像石的榜题与传世文献的对照，对其中涉及的历史典故进行了考证，如揭示出第一石的“太子申生” “义人赵宣”故事，第二石的“宴饮出行图”，第三石的“七女复仇图”， 第四石的“罗敷采桑”故事等。遗憾的是，《曹操高陵》一书对有榜题故事的考证比较清晰，但对没有榜题者则未能准确分辨故事的内容，甚至有些讹误。本文即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一个专业汉画研究者的视野出发，对曹操墓出土画像石（含追缴来的被盗画像石）中若干未能识别的故事进行释读， 以期还原曹操墓画像石本来的面目。

　　一、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一石中的“金日磾”故事

　　曹操墓被盗画像石中，以第一石的尺幅最大、内容最为复杂，存在的争议也最大。（图1）

图1 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一石义人赵宣行善图，画像石摹本

　　从图像本身来看，可分为上、下两段，中间由三层装饰带相隔开，从上到下依次是菱格纹、卷云纹和垂幔纹，均是汉代常见的装饰纹样。其中，上段分为三层，上层故事图像上部残损，可见一人执刀刺颈，是尚未识别的人物自杀故事。中层有榜题“前妇子字申生”“晋沙公时也”“侍郎”，应描绘了《左传》和《史记·晋世家》中记载的晋献公时期的太子申生故事。下层左侧有榜题“义人赵宣”“赵宣车马”“饿人灵辄”， 应描绘了《左传·宣公二年》和《史记·晋世家》中记载的赵宣子赵盾与灵辄的故事。下层右侧是一个没有榜题的独立故事，下文会有单独论述。

　　下段分为两层。下层是一组带有榜题的神兽图像，可识别的榜题从左至右分别是“舍利也”“阳遂鸟”“辟邪离也”“猎人也”。上层由左右两个故事构成，右侧故事的榜题从左至右依次为“齐王晏子”“陈强”“管仲”，地上有一豆，豆上盛三桃，疑描绘了“二桃杀三士”故事，但桃的数量和人的称谓略有讹误，“陈强”显系“二桃杀三士”故事中的“田开疆”，这一现象在东汉画像石中较为普遍。左侧是一个单独故事，没有榜题。报告中称：“最左面是一座高台房子，里面端坐着一个体型瘦小的女子，向其右侧转身，看着一个头戴皮弁、手持笏板的侍者。”（图2）报告并未将这幅图像从右侧“二桃杀三士”故事中独立出来，也没有对其给出解释。

图2 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一石下段上层左侧画像

　　仔细审视这一图像，我们发现，中央所谓“体型瘦小”的女子，其突出的图像志特征是头戴一顶带有两根飘带的尖顶帽。根据这一图像特征，我们可以明显将其同“胡人”这一汉代画像中常见的族群形象联系起来。邢义田教授指出，汉代胡人图像中，其帽式是区分其种族的重要特征，并将其分为三类，分别是单纯的尖顶帽、带护耳的尖顶帽和带飘带的尖顶帽。参考同类图像，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一石下段上层左侧端坐在屋中的女性实为胡人。在山东、苏北、陕北等地的汉画像中，这类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较为普遍。

图3 淄博胡人石像

图4 沂南汉墓墓门横额上头戴飘带型尖顶帽的胡兵形象

　　胡人是笔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对象。“两汉时期的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乃至汉俑等汉画资料中，存在大量的胡人图像，而胡人图像与早期中外文化交流、佛教东传以及汉代多元文化的形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1997 年出土于临淄市人民路，现藏淄博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的山东淄博石人，其高约210 厘米，汉代石工刻绘了一个呈跽坐姿态、头戴尖顶帽、双手捧于腹前的高鼻深目的胡人形象。（图3）在著名的沂南汉墓，墓门横额上刻着一幅壮观的胡汉战争画像，左侧山峦中纷至沓来的胡兵，头戴飘带型尖顶帽；上衣为“大褶”，下至膝盖，腰部不见束腰；而下衣为“袴”，二股分开，方便作战。（图4） 此一装束样式被孙机先生称之为“长襦大袴”。苏北地区戴飘带型帽式见于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其胡人尖帽后有小翅，实为邢义田先生笔下的飘带。以往学者对其年代多有争论，后来考古工作者在相距不远的临沂吴白庄汉墓画像石中发现了十多例头戴此类尖帽的胡人形象（图5、图6），可证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的年代与其相去不远， 这类胡人图像的年代应定为东汉时期。

图5 临沂吴白庄汉墓出土头戴飘带型尖帽的胡人图像一

图6 临沂吴白庄汉墓出土头戴飘带型尖帽的胡人图像二

　　由此观之，曹操墓被盗画像石中， 该图女性的胡人身份，正是识别此故事内容的关键所在。笔者发现，山东嘉祥武梁祠东壁画像四层第二层中的一幅图像可辅助我们破解此图像内容。原石现漫漶不清，宋人洪适在《隶续》一书中著录了这幅图像，带有榜题“骑都尉” 和“休屠像”，图像系根据洪氏晦木斋刻本影印。图中描绘了在一个屋檐下， 一位汉官员装扮的男性正在向右侧人物鞠躬行礼，榜题显示，男性身份为“骑都尉”，而右侧人物为“休屠像”。（图7） 这两个关键榜题将故事的主角毫无悬念地指向了“金日磾”这一武帝后期的重要人物。清代冯云鹏、冯云鹓所编《金石索》一书同样收录了这一图像，图像为木版摹刻，榜题和人物姿态、服饰与前者略同，相较《隶续》更忠实于原拓。（图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幅木版摹刻的图像中，右侧女性虽然没有尖顶帽，但仍然存留有向右伸展的小翅。

　　图7 木刻“金日磾图”图像（采自洪适：《隶续》第六卷九，根据洪氏晦木斋刻本影印）

　　图8 木刻“金日磾拜母像”（采自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图像为木版摹刻）

　　据《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载：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日磾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 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 署曰“休屠王阏氏”。日磾每见画常拜， 乡之涕泣，然后乃去。

　　同类记载尚可见王充《论衡·乱龙篇》，其文曰：

　　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与父俱来降汉。父道死，与母俱来，拜为骑都尉。母死，武帝图其母于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从上上甘泉，拜谒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图画， 非母之实身也，因见形象，涕泣辄下， 思亲气感，不待实然也。

　　这两则文献表明，金日磾被封为“骑都尉”，与武梁祠榜题相合，而其母是“休屠王阏氏”，被东汉石工讹误为“休屠像”。洪适《隶续》和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中的图像均为木刻，非原石摹拓， 已经失真。曹操墓发现的这幅图像将金日磾母亲的形象刻画为一位头戴飘带型尖顶帽的胡人女性形象，恰与其“休屠王阏氏”身份相合。将曹操墓画像中的金日磾与其母像的姿态、装束与武梁祠同类图像对比，细节大同小异，唯前者金日磾居于屋外，后者居于屋内，不影响图像的布局与观者的理解，可归纳为同一“格套”。故本文将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一石下段上层左侧故事的内容考证为“金日磾”孝子故事。

图9 和林格尔壁画墓“金日磾拜母像”壁画

　　除武梁祠和曹操墓外，尚有另一处重要的“金日磾”故事（图9） ，见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上墨书榜题“甘泉”和“休屠胡”，“甘泉”即《汉书·霍光金日磾传》所载的故事发生的场景。此壁画内容同样表现了金日磾向建筑中的母像跪拜，其格套同上述汉画像石略无差异，唯独艺术媒材从画像石转为了壁画。这也表现了这一格套强大的生命力。

　　如果将其置于整个东汉画像石的脉络中，我们认为此石所描绘的“金日磾” 故事同二号墓出土残石上的“孝子伯榆” 榜题、此石上层“前妇子字申生”榜题反映的故事一样，应为在汉代广为流传的孝子故事。

　　日本学者黑田彰对汉代以来《孝子传》文本的流传着力颇深，他系统研究了日本流传有序的两类古《孝子传》文本。“其中一本为京都近卫家阳明文库所存（以下称阳明本孝子传）。 另外一本也在京都，为船桥家（原清原家） 所传而现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清家文库……” 两《孝子传》的编目有舜、董永、邢渠、伯瑜（有时也做柏榆、伯榆）、郭巨等，可惜没有收录金日磾行孝故事。黑田彰系统研究了日本两《孝子传》文本与现有图像的关系，指出“帝舜、曾子、丁兰、柏榆、朱明、李善、金日磾、羊公、孝乌、赵苟”等十个故事的文本不见于《孝子传》，而是“以孝子传以外的文献为依据而被解读的”。

　　关于“金日磾”不见《孝子传》本文的缘由，他解释道：“与丁兰图有着相似状况的还有‘12。 金日磾图’（榜题‘休屠像’《据< 隶续六>、‘骑都尉’》）。关于金日磾的资料，只有《汉书》六十八《金日磾传三十八》以及《论衡·乱龙篇》两处，不仅两《孝子传》中没有记载，连《孝子传逸文》中也无迹可寻。由此，我们可以将‘12。 金日磾图’和‘5。 丁兰图’看作一种特殊的图像，即没有《孝子传》的《孝子传图》，我们十分期待关于这些图像的研究今后会有新的进展。”

　　曹操墓画像石中“金日磾”故事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曹操墓画像石图像诠释的不足，同时也为汉代《孝子传》与《孝子传图》失载的 “金日磾图”增加了一份重要的实物证据，其价值不言而喻。

　　二、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一石中的“贞夫韩朋”故事

　　前文指出，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一石上段下层右侧是一个没有榜题的独立故事。报告对其图像描述如下：

　　右侧的画面中间，为一个头戴通天冠、身佩长剑的老者，其身后跟随着两个头戴皮弁、手执笏板的侍从。老者的前方有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正在手持弓箭，射向前方。箭簇被一个手托餐具、正在上楼梯的厨子模样的人用餐具挡住，由于射箭人用力过猛，箭簇直接射进餐具内。 

　　该石左侧故事明确带有榜题，为“义人赵宣”（赵盾）救“饿人灵辄” 故事。但报告将右侧故事同左侧故事混为一谈，认为“从画面看，描写的应该是赵宣子桑树下救人，后来晋灵公设宴欲杀赵宣，被其施舍的人又舍身救赵宣子的故事”，这就存在了很大的问题。其实，右边故事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同左侧故事无关。（图10）

图10 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一石上段下层右侧画像

　　从现有图像志看，报告中头戴通天冠、佩戴长剑的人物为汉画中常见的王者形象，其右侧所谓官员模样的人，实为一女子，头戴汉画中女子常见的冠饰。其核心图像为“一女子搭弓射箭，箭头指向一男子，箭头上绑一书信，男子爬梯荷物，女子身旁有一王者。”

　　如果对汉画中列女故事熟悉的学者，很容易就看出这一故事实为“贞夫韩朋”故事，系近年新的研究成果，在汉画像中属于研究较为成熟的典型格套。四川大学陈长虹女士的专著《汉魏六朝列女图像研究》中，专辟一章对这一故事进行了深入研究。她引用了两面铜镜和十一幅汉画像石来论证这一图像实为“贞夫韩朋”故事。

　　陈长虹将文献考证与图像考证相结合，援引了裘锡圭先生的研究成果，即1991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汉简》编号第496 的残简文字记载的宋康王之臣韩朋与其妻子故事。 而在20 世纪30 年代，敦煌遗书中出现了手抄本的《韩朋赋》，其情节大致为：

　　1。韩朋娶妻贞夫后出仕宋国，六年未归。2。 贞夫寄书于夫，致相思之意。韩朋遗书殿前，为宋王所得。3。 大臣梁伯献计，谎言诱贞夫到宋国。4。 宋王见贞夫貌美，封为王后。残害朋身，落其齿，毁其容，贬为囚徒，罚筑清陵台。5。 宋王派三千余人随同贞夫探望韩朋。贞夫搭箭射诀别之诗，韩朋身死。6。 宋王以三公之礼葬韩朋，贞夫跳进亡夫墓穴，自杀身亡。7。 宋王分葬二人，两坟上生出梧桐与桂树，根叶相连。王令人伐树，化为双飞鸳鸯，落下一根毛羽变成利剑，割下了宋王的头颅。

　　随后，陈长虹将《浙江出土铜镜》中出现的一例带有“宋王”“贞夫”“侍郎”榜题的铜镜图像与上述文献结合起来，指出汉代艺术家将这个冗长故事的叙事，简化为贞夫向韩朋射出书信的一瞬间。她指出，“在汉代，这个故事的最高潮，或者说最吸引人的情节是贞夫射箭传书韩朋。在众人环伺之下，贞夫以血写书，箭射韩朋传递心意，这个举动除了表明贞夫的贞洁外，更彰显的是这名女子的智慧，她才是故事的中心人物”。

图11 嘉祥宋山M1 第八石局部

　　这里，我们将陈长虹找出的十一例汉画像中的图像随意挑选一幅同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一石上层下排右侧画像进行比较。以嘉祥宋山M1 第八石为例（图11），图中描绘了一个女子，手持弓箭， 向左侧梯子上荷物的男性射去书信的那一瞬间，女子右侧有一位头戴通天冠的男性，梯子下可见一犬，屋内有二人交谈。经过对比，图像的主要内容同曹操墓这一图像基本一致，只是图像叙事的方向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根据我们对汉画像格套的理解，将曹操墓这一图像定为“贞夫韩朋”故事应无问题。这也证实了这一故事同左侧的“义人赵宣”与“饿人灵辄”的故事并无关系。

　　三、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四石中的“鲁秋洁妇”故事

　　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的第四石，虽然残损较多，但从目前的图像看，仍可以分为左右两个故事。关于左侧故事，报告称：

　　画面左侧似乎描绘《汉乐府》中的“罗敷采桑”故事。汉乐府之《陌上桑》： “罗敷喜采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踯躅。……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 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画面生动形象。

　　从图像志细节看，故事的核心图像为“一男性向一女性作揖，女性手执钩和条筐，似在劳作。男性旁有一安车。” 但就此认定该故事为“罗敷采桑”，显然有附会之嫌。这种对故事情节的臆测是对汉画“格套”理论不熟悉的研究者常犯的错误。汉画像中的很多图像，尤其是历史故事，往往具有典型的“格套”， 需要将其置于整个汉画体系中去看，通过带有榜题的图像来确认同一格套图像的内容，而不是单凭“像”或者“不像”， 以免落入朱青生先生在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提起的汉画研究中的“疑邻偷斧”现象。（图12）

图12 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四石左侧画像

　　从带有榜题的同类图像看，这一故事的主题实为“鲁秋洁妇”，而非“陌上桑”。汉画中的“鲁秋洁妇”的故事， 多呈一棵桑树、一名女子和一名男子的构图。其中发现较早的“鲁秋洁妇”图像要属武梁祠后壁上层的列女故事。原石分四层，这一故事位于上层。图像描绘了一个背着包袱的男性在同右侧的女性交谈，女性位于树旁，手执钩，勾住树叶，钩下放置一条编篓。该图榜题有两处，分别是“鲁秋胡”和“秋胡妻”。原石被《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卷图50 收录，但现已漫漶不清。清代冯云鹏、冯云鹓编著《金石索》收录了这一图像的木版摹刻，清晰可辨。（图13）

图13 木刻“鲁秋胡戏妻”，采自冯云鹓编：《金石索》，图像为木版摹刻

　　据刘向《列女传·节义传·鲁秋洁妇》文本：

　　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 见路傍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若曝采桑，吾行道远，愿托桑荫下餐，下赍休焉。”妇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力作，纺绩织纴， 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吾不愿金， 所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泆之志。收子之赍与笥金！”秋胡子遂去。

　　通过图像与文献的对读，我们发现武梁祠画像其实描绘了秋胡妻采桑时与秋胡交谈的一瞬间，秋胡妻身边的树为桑树，钩为采桑工具，树下的竹篓似为装桑叶的器皿。

　　当我们将这幅画面与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四石左侧图像相比较，会发现其故事情节、人物动作、辅助元素的配置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二者属于同一“格套”。曹操墓画像中秋胡的左侧增置了一辆安车，恰好符合文献中秋胡“下车问曰”的记载，武梁祠画像中则没有表现车马。再，曹操墓画像中秋胡手捧着“笥金”献给秋胡妻，而武梁祠中的秋胡没有这个动作，仅背着一个包裹。这些不同的细节处理，虽然带有一些艺术上的主观性，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图像的整体理解和判断。

　　“鲁秋洁妇”是汉代一个著名的列女故事，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是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张道一先生对汉画中的“鲁秋洁妇”故事源流考证甚详：

　　故事最早出自汉刘向《列女传》卷五……，晋葛洪《西京杂记》卷六，也有类似的记载……从《列女传》的“鲁秋洁妇”到《西京杂记》所记，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画像石进行刻绘，并且哀而赋诗，作《秋胡行》， 成为乐府清调曲的一个名称。可惜古辞已亡，听不到当时的哀怨之声了。

　　梅养天 、江玉祥 、陈长虹等均对汉画像中的“鲁秋洁妇”图像做过研究。根据陈长虹的统计，武梁祠有两例、山东滕州有两例、邹城有一例、陕北有六例、四川有五例、内蒙古有一例，“是汉代分布区域最广泛的列女图像”。在大量的图像证据面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曹操墓被盗画像石第四石左侧画像的图像要素符合“鲁秋洁妇”的“格套”，并非报告中推测的“罗敷采桑”。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学者指出“陌上桑”和“鲁秋洁妇”的故事存在一些联系。如复旦大学骆玉明先生曾撰文认为二者存在明显的关系，“‘陌上桑’产生的年代，可以肯定是在东汉（如诗中提到‘倭堕髻’即东汉流行的发式）。它比‘秋胡戏妻’故事的出现， 要晚很多年。我们试把两个故事加以比较，可以看到它们有非常相似的基本结构”，同时“淡化了秋胡戏妻故事原有的道德主题，使之容易为人接受，而又加入了一个美和情感的主题，并将两个主题组合在一种诙谐的风格中。”张道一先生指出，“到了元代，随着杂剧的兴起，石君宝的杂剧《秋胡戏妻》产生了。……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些改变， 并为秋胡妻起了一个名字叫罗敷”。 但是，从汉画图像本身出发，将二者混为一谈，或者将“鲁秋洁妇”的故事认定为《陌上桑》显然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