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参观西藏博物馆

       西藏博物馆是西藏第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1999年10月5日落成并正式向社会开放。始建于1994年的西藏博物馆建成后占地面积5395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3508平方米，展厅面积10451平方米，由主馆区、办公生活区、民俗文化苑三个部分组成。除展览部、研究部外还建立了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文物裱糊与修复室、考古出土文物修复室。

　　西藏博物馆不仅具有雄伟的建筑，而且已成为西藏地区最大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中心，是人们了解西藏、认识西藏、研究西藏的“窗口”，是世人了解和认识西藏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

西藏博物馆

　　历史典藏

　　史前文化——出土文物

　　史前文化陈列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期三个单元。这段历史的时间跨度为距今5万年至3千年。以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为代表，通过大量独具地域特征的石器，陶器、骨器、以及金属器物的展示，展现了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生存、演进的轨迹，以及藏族先民与中原文明、印度河文明等其它远古人类文明的联系。

　　大约在距今5万年前左右，就有人类生活在西藏高原，自此之后迄至距今1万年左右，在考古学文化划分中被称为旧石器时代。西藏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大多发现于藏北、藏西的丘陵、古湖滨与河流阶地，因为这一时期的石器都是从地表采集而来，没有地层根据，所以考古学家们通过对这些石器的制作工艺特点、以及结合其他学科、如古生物学等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综合判断。

石叶。新石器时代早期昌都卡若遗址出土

　　西藏博物馆典藏的旧石器时代的文物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种类，它们多用石片打制而成，部分石器也用石块或砾石直接打制而成。

　　大约距今1万年直至3千年左右，西藏史前文化的发展阶段被称为新石器时代。此时，开始出现较为典型的狩猎-畜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形态。西藏的北部及西部地区为狩猎-畜牧经济的主要分布区，与狩猎-畜牧经济相适应的石器也以细石器为主。这些细石器并非单独使用，它们是与体积较大的打制石器共存且得到广泛使用。而在藏东和藏南的河谷一带，出现了农耕经济与狩猎-畜牧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人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农耕技术传统，出现了原始农业耕作的经营方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谷物种子粟及山南贡嘎昌果沟出土的青稞、粟等农作物的碳化颗粒，经碳十四鉴定它们的年代分别为距今5千至4千年和距今3千年左右。这对了解西藏史前时期农业经济的状况，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可靠的明证。此外，在昌都卡若遗址发掘出土的家养猪和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绵羊、牦牛和狗的遗骸，充分说明了当时家畜饲养的存在。卡若遗址发现的20多座房屋遗迹，是农业定居生产与生活的有力佐证。不仅如此，拉萨曲贡遗址发现的动物种类，说明了农牧结合的经济模式在西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从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骸，证明狩猎是除了农牧以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门类。

青铜箭簇。 青铜器时代早期，拉萨曲贡遗址出土，长5CM

　　大约距今3千年左右，西藏历史的脚步开始迈进文明社会的前夜。自此之后到公元7世纪之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被我们命名为西藏早期金属时期。相对而言，陈列在西藏博物馆、属于此时期实物资料的数量和种类较前期少些。一支青铜箭镞和铁柄铜镜，将我们引向西藏早期金属时期的遥远“殿堂”。尽管作为此时期典型实物的代表——金属器，其数量并不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金属器时期文明的异彩光辉，但可以从分布于藏西和藏北的岩画作品、巨石文化遗址，以及几乎是全区境内发现属于此期的石棺墓葬中出土的精美陶器、磨制石器等，可以使我们更全面了解此时期的文化内涵与面貌。

铁柄铜镜 约公元前7-8世纪拉萨曲贡遗址出土

　　吐蕃文化——金铭石刻

　　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641年迎娶唐朝文成公主，与中原唐王朝建立密切的联系。710年，唐金城公主入藏，带百工、杂技及诸多经典。705~822年间，唐王朝与吐蕃八次会盟，其中第八次史称“甥舅会盟”。由于目前在西藏境内所发现的属于吐蕃王朝的实物资料比较缺乏，所以在西藏博物馆陈列中只展出了甥舅会盟碑文拓片，以及反映吐蕃王朝历史、但为后期创作的作品。

　　9世纪中后叶，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时吐蕃王朝覆灭，整个西藏陷入分裂割据的状态。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了割据势力统治下的九大王系，但这些王系所创造的文明并没能流下更多的实物资料。然而，不仅在分割的西藏存在着王臣统治，而且在朵麦和阿里等地也继续存在着赞普后裔的统治。此时期，在西部阿里崛起的古格王朝可称得上是西藏境内保存有较多文化遗存的地方。在西藏博物所馆陈列的古格都城遗址出土的文物标本以武器为主，有铁箭镞、藤盾和铁刀等。

　　萨迦、帕竹时期——印玺封文

　　1246年，萨迦派首领萨班携侄子八思巴和恰纳多吉与蒙古汗国皇孙阔端在凉州会晤，商谈了西藏归顺蒙古汗国事宜。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国汗国王位，建立元朝政府，并封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灌顶国师，赐玉印，委其兼管中央政权设置的总制院管理西藏军政、宗教事务。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一个行政区。

　　1354年后，西藏历史进入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时期，明王朝政府基本上沿袭了元朝管理西藏的制度，各级官员均由中央政府任命，敕封三大法王和各级僧俗官员，并在西藏设专门机构管理西藏军政事务。“多封众建，尚用僧徒”是明朝中央管理西藏地方军政事务最具特色的一种政策，这与当时西藏地方政治分散、各教派势力各踞一方的情况是相适应的。明王朝封授了“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三大法王。法王是最高级僧侣，他们奉朝廷的敕命，行使地方职权。此外，明廷还先后封授了“阐化”、“赞善”、“护教”、“阐教”和“辅教”五王，他们都是领有份地的政教首领，分别统辖一定地区。其中噶举派第五世法王德银协巴曾经到明朝的都城南京竭见永乐皇帝，并为太祖朱元璋的亡灵做了超度荐福的法事活动。明成祖下令艺术家将这段法事活动逐日绘制，并用藏族传统的绘画形式把当时的一些吉祥的景象记载了下来。陈列于西藏博物馆的这幅画卷长49.68、纵高0.66米。

　　甘丹颇章时期——金瓶金印金册

　　1642年以后，格鲁教派建立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行使主权管辖，并进一步法制化。沿袭噶举派的活佛转世制度，于1653年和1713年先后敕封达赖和班禅，确定其封号。从而形成了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727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清朝政府不但进行了调解，而且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西藏的全面管理，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二人常驻拉萨，督办西藏事务。1751年，清朝中央再次调整了管理西藏的措施，废除郡王制度，正式建立噶厦机构，规定了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1791年廓尔喀军队再次入侵西藏，清中央政权为彻底解决西藏边务问题，下令征调内地省区的兵马，打退廓尔喀入侵者，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1793年制订《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对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进行了规范，并设立“金瓶掣签”制度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形成了较完善的治藏措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是清朝中央政权加强对西藏管理的系统总结，反映了当时清朝中央在西藏全面行使主权的实际情况。

国师之印。元代（玉，高8.4cm，10.9cm）

灌顶国师阐化王之印。明初（象牙，高7.5cm，边长4.3cm）

　　1911年中国内地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1912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西藏地方政府按传统旧制呈报中央，国民政府派黄慕松入藏致祭。在热振摄政期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和加强。1939年国民政府依据热振的报告，对寻找到的转世灵童颁布了“免予掣签，特准继任为十四辈达赖”的命令，并按惯例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主持坐床典礼。

金本巴瓶。清乾隆

　　目前，历朝中央政府颁赐给西藏地方僧俗官员的金印、金册及圣旨、诏书等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于西藏博物馆的陈列展柜或库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