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石窟艺术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所有石窟造像的总称。开凿于初唐，历经晚唐、五代，鼎盛于两宋，余绪延至明清。迄今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点多达75处，造像5万余尊，是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堪称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与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莫高窟相齐名。

重现金身的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

　　大足石刻艺术之冠宝顶山，对于其主持建造者——南宋高僧赵智凤，七十余年营建，浩大的工程，却不见专门的历史典籍记载，亦没有常见的建造题记，也几乎没有详尽的史料记载。随着某一日嘎然而止的开凿声，停下了大规模的开凿。沉寂在山野之中，与野草杂树相伴，“大足石刻作”为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绝唱”，历经朝代更迭、时代变迁，到底是谁发现了它，将它首度公之于众，逐步重回大众视野？

　　从重庆深山中走出的“世界遗产”

峭壁中的“大足石刻”（宝顶山造像群）

　　申遗成功近20年后，大足石刻“四百工程”（在全球举办大足石刻百场展览、百场讲座、百馆赠书、百集微视频展播活动。）在2018年6月于三峡博物馆正式开启，随之同月29日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启高校首站——“回向：大足石刻图像与历史文献展”。展览主题“回向”意为：回小见大，回旧见新。“回到大足石刻一些微小的雕塑，见到背后宏大的价值体系和艺术特色；回到历史，见到与未来之间的跨越。展览试图让我们的观众在今天去体验大足石刻在时空跨越当中的特有的价值与特征。”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刘贤高对雅昌艺术网说道。

“回向：大足石刻图像与历史文献展”

　　“回向”展览共分四大单元：第一单元“金石/文献：大足石刻发现之旅”，第二单元“图像/造像：未曾见过的大足石刻”，第三单元“匠心/流响：从大足石刻到收租院”，第四单元“再现/重构：新视觉下的大足石刻”。展览以图像和文献展出为主，共展出大足石刻南宋、明代石质文物共3件，大足石刻拓片7件（4件为原件），原件展出的《古文孝经碑》、《懿简公神道碑》拓片，原像翻制的大足石刻雕塑作品12件，群雕“收租院”作品局部，大足石刻清代（1818年）以来历史文献资料20余件，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所拍摄的大足石刻历史照片70余幅、以及现代艺术摄影、雕塑、视频影像，大足石刻三维测绘成果中的等值线图、白模图、VR体验等。

回向：大足石刻图像与历史文献展

　　雅昌艺术网走进此次“回向”展览重回历史，从展览的图像与历史文献中梳理出两百年来（1818-2018）“大足石刻发现之旅”的三段历程：从一位代理县令的研究发现，拉开了“石窟艺术”的序幕；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将“大足石刻”带出国门，国内外学者们纷至沓来的考古成果；以及特殊的地缘下，“大足石刻”与四川美术学院的艺术情缘。

　　一、张澍，第一位研究大足石刻的学者

　　1818年（清代嘉庆二十三年）的夏天，张澍作为代理大足知县来到大足，从而掀开了大足石刻研究的序幕。据了解，大足石刻只是在清百多年前的明代曹学佺（1571~1664年）在《蜀中名胜记》中，只字片语地记载了宝顶山和北山的简况。

张澍先生画像（采自张澍《续敦煌实录》）

　　张澍（1776—1874年），字百瀹，号介侯，嘉庆四年进士。他先后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大足、江西芦溪等县知县，历3行省11州县，所到之处皆有政声。他是乾嘉时期著名经史学家、金石考古学家，其生平著述“高与人齐”。

　　张澍受前任知县委托更修县志，亲临宝顶山、北山和南山摩挲金石，考察石刻。而他的这一举动，被淳朴的百姓以为是县太爷想盗取宝顶山千手观音的金手，北山多宝塔内的金砖，辗转相传，从而便有流传至今的“张澍盗宝”的故事。

　　在大足半年时间的任期内，张澍写有《前游宝顶记》、《后游宝顶记》、《古文孝经碑考》、《跋赵懿简公神道碑后》等20余篇文章，多具学术价值。其中《前游宝顶山记》，还被其后任大足知县的王德嘉，书刻在今圣寿寺内。

《懿简公神道碑》局部 拓片 宋

　　《懿简公神道碑》  拓片 宋（位于北山佛湾第104号石窟内），讲述碑主赵懿简公，即赵瞻（1019—1090），今陕西人，曾经做到副宰相位置，此碑主要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和家庭情况，间及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补史之缺和校史乘之误大有裨益。细节：由宋代的礼部侍郎范祖禹为之撰文，书写者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京。蔡京势败以后，世人厌恶他的人品，所以将他从“苏黄米蔡”中抹掉，用宋代的蔡香去取替他。当时群情激愤，曾搜扑各地蔡京所书一切碑榜，致使京书之碑榜几乎绝世无存。此碑亦称“蔡京碑”，为书法艺术珍品。

《懿简公神道碑》局部 拓片 宋

　　展览第一单元“金石/文献：大足石刻发现之旅”，所谓的“金石”即为大足石刻雕刻历程中非常重要的碑刻、铭文资料。原件展出的《古文孝经碑》、《懿简公神道碑》拓片首当其冲值得关注。

展览第一单元“金石/文献：大足石刻发现之旅”

　　大足石刻还反映了在9世纪到13世纪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在展览第一单元部分还展出了在北山佛湾《赵懿简公神道碑》两旁内外窟壁上刻有范祖禹敬书的《古文孝经》。 《古文孝经碑》作为大足石刻中重要的碑刻之一，1945年大足考察团（详见后文）发现了这块碑刻，马横先生对这块碑刻的评价非常高，认为是“寰宇间仅此一刻”。

《古文孝经碑》 拓片 宋

　　“孝道”被儒家学说认为是首要的人世伦理道德，主张“百行孝为先”。《孝经》又分《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据传，秦始皇时，与儒家对立的法家人物掌权，搞了焚书坑儒，烧毁了儒家的全部经典著作，《孝经》也遭焚烧的厄运。刘汉王朝建立后，当初侥幸跑脱的儒生凭着记忆记录下来的《孝经》，叫《今文孝经》。后来，又在孔子的旧宅，发现了孝经的原文，就称为《古文孝经》。今文只有18章，古文有22章。我国自汉以后就有把儒家经典刻石的传统，称为“石经”。闻于世的有汉、魏、唐、蜀、北宋、南宋及清各代刻的石经。这些石经所刻的儒家经典有5种、6种、11种、13种不等，但都没有《古文孝经》。

《古文孝经碑》局部 拓片 宋

　　碑文首行前书“古文孝经”四字，末行署款“范祖禹敬书”五字。南宋孝宗之世（1163—1194年）上石。民国三十四（1945）年，大足石刻考察团成员，著名金石学家马衡著有《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校释》，称此刻始见于南宋王象之碑目，后人以为已佚。自王象之著录以后，湮没无闻者七百余年矣，乃世间罕有。所以马衡说是“寰宇间仅此一刻”，此话毫不过誉。在宗教石窟里面刻佛经是比较多的，刻儒家经典则罕见。这也是北山《古文孝经》的又一价值所在。此碑刻的学术、文献价值非常重要。

张澍《前游宝顶记碑》 拓片 宋

　　清代张澍《前游宝顶记》，文采优美，书法精美，刻工精湛，被另外一位知县王德嘉用楷书书写。

张澍与《大足金石录》

　　在这半年期间，张澍的诸多考察文章收载至《大足金石录》中。而《大足金石录》这部手抄本一直未得到刊行，很长一段时间不知其下落何处。虽然有专家曾在陕西的博物馆内知其下落，但是当时条件有限未能一睹真容。在这次展览中展出了《大足金石录》的文献复本。

《大足金石录》手抄本清张澍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追逐这部原稿下落，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内。2014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碑林博物馆的专家对《大足金石录》进行了专题介绍，才知这部珍贵的手抄本有55页，内容上收录碑刻铭文、题记等四十五则，末尾附录有“大足人物志”。这些珍贵记载，对于认识大足石刻在清代的情况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北山雕刻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的孔雀明王窟，之前只知道雕刻匠师为伏元俊父子，其它捐资者字迹大多模糊，而在《大足金石录》中，清楚记录着这窟艺术佳作的一位重要捐资者为当时昌州典史刘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