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众说风云的石鼓文身世之谜

　　石鼓文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石鼓自出土到现藏于故宫博物馆，石鼓历经千百年风雨沧桑，在不断的朝代更替中，辗转多地，也受到了诸多文人墨客的“赏识”，其故事一直被人津津乐道，除此之外，它的身世之谜也是千百年来所争议的……

　　博物馆中成列的刻有文字的石鼓

　　对于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暂无定论。因此成为诸多文人学者一直考究的问题。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众多的说法都有所根据，但却都无法成为定论，对于石鼓刻与什么时候，现有3种大的说法，每个说法下面又有具体时间的系统阐释，或许通过众多说法的对比和考究，会得到一个合理答案吧！

　　主周说

　　“主周说”起始于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 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 西周成王说。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搜’”，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于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于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于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吴昌硕临写石鼓文

　　3。西周宣王说。此说产生于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苏勖于《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李嗣真于《书后品》中赞同。后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由于籀文已于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后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后世之字书，辨认无据，于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于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于此时。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后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主秦说

　　1。 秦襄公说。杨慎、全祖望等主之。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之后，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于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 秦文公说。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 秦德公说。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盘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于德公迁雍之后。段扬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后》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于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 秦宣公说。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李仲操认为“密畤作于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 秦穆公说。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博物馆中成列的刻有文字的石鼓

　　6。 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于“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7。 秦哀公说。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等文中以为“得新证于石鼓本身《吴人》石”，认为石鼓诗歌内容记载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吴大战的史实，《虞人》鼓“吴人”即是春秋时“吴国人”，而得出了石鼓为哀公三十二年“秦师胜吴人凯旋后之刻石”这一看法。徐畅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凯旋说”。

　　8。 秦灵公说。最先主张此说的为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其在《石鼓文刻于灵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再因《吕氏春秋·音初》认为的秦穆公时才有诗歌，于是认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于秦穆公时代。其又通过“朕”与“吾”等人称代词使用的关系，认为秦景公时代的铜器还都用“朕”，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进一步推断石鼓产生年代应在景公之后，跟诅楚文时代接近。同时又据文献记载的灵公作吴阳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于是断定“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苏莹辉、那志良等从之。后唐兰改变了看法，更改为“献公说”。

　　9。 秦献公说。唐兰1958年发表《石鼓年代考》时提出此说。他从铭刻、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发现地、石次内容、地望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石鼓文只能产生于战国时期，并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于献公十一年。

　　10。 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说。郑樵《石鼓音序》、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程质清《石鼓文试读》等支持此说。郑樵以“殹、？”二字见于秦斤、秦权，并通过文字比较和对“天子”、“嗣王”的分析，认为石鼓为秦物，认为石鼓产生在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罗君惕等亦通过文字等比较分析，对始皇“书同文”前后文字进行了比较与量的统计，其认为时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断石鼓产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

　　石鼓文拓片

　　11。其它还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认为石鼓产生于春秋中晚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等认为石鼓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间，等等。

　　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
 

　　1。 “汉说”始于清代武亿《金石跋》。其因《銮车》鼓“趍趍？马”句《古文苑》释为“纥纥六马”，而汉代天子有驾六马之制，于是推断石鼓产生于汉代。

　　2。“晋说”源于清末王闿运，其在《湘绮楼文集》中认为石鼓是晋代所刻；“北魏说”源于清人俞正燮，其在《答成君瓘书》认为石鼓产生于北魏，姚大荣《石鼓文足证记》从之；“宇文周说”源于《金史·马定国传》，其文称金人马定国认定石鼓为南北朝宇文周所刻，明代顾炎武于《金石文字记》也支持这种说法。

　　博物馆中成列的刻有文字的石鼓

　　通过以上观点的学习，其实我们更多的发现，很多人比较支持刻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单从字体上就可以看出，石鼓文为大篆，但结字稍偏长，笔画整洁，方圆兼并，与秦统一的小篆有诸多相似，而“主周说”和“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明显在此反面是比较牵强的，周朝后期礼崩乐坏，对于刻石鼓的可能是比较小的，况且其文字从象形字转换未成体系，所以可能性较小；而汉魏隶书已成熟，完全没有理由用大篆刻石鼓，所以可能性比较小。但以此并不能完全说明没有可能，到底具体刻于年代，随个考古工作和科技的发展，相信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准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