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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至明代后妃命妇冠饰源流考

2020-05-19 13:30:32 来源:

  2013年,隋炀帝杨广和萧皇后墓在扬州被发现,成为当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①。萧后墓中最吸引人的,便是一具腐蚀严重但保存完整的冠饰,被搬回实验室由陕西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始进行清理修复。经过两年的工作,2016年9月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修复成果,并在扬州展示萧后的“凤冠”。隋炀帝皇后萧氏出身于梁朝皇室,炀帝遇害后,流落叛军、东突厥,唐贞观四年(630年)归长安,历经四朝,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去世后被唐太宗以皇后礼与隋炀帝合葬扬州。墓中此冠应是初唐贞观所制,是极其难得的唐代后妃礼服冠实物(图1-1、图1-2)②。

  图1-1:扬州博物馆展出的萧后冠复原件

  图1-2:萧后冠饰原件

  若仔细观察,易发现一件蹊跷的事,这顶冠上完全不见“凤”的踪影?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古代后妃居最高地位的礼服首饰中罕有凤鸟存在。唐以前凤尚未完全成为高贵女性身份的象征,而对自然环境元素的直接模拟,便成为了礼服冠的主要装饰构成手法,头上往往是一派花草树木、鸟语花香、飞禽走兽场景,其中最真正的核心组件就是由步摇发展而来的“花树”。在花树的基础上,历代添加元素,发展成为极盛大隆重的礼服冠。汉代皇后首饰采用假结(髻)、步摇、簪珥模式,魏晋南北朝陆续增加钿、博鬓,并将步摇改称花树;隋唐在汉晋南北朝以来各朝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花树、钿、钗、博鬓的组合模式,并且以花树、钿的数目区分等级;宋明继续添饰龙凤、仙人、鸟雀,但依然保存了花树、钿、博鬓的基本元素。而后世的凤冠,起先并非用于礼服,而源自于隋唐时期的另一种常服首饰。两者并行不悖,演着两条路线各自演变了上千年。

  一、从花树冠到凤冠

  隋文帝即位(581年)后,在北齐、北周制度基础上,参照损益南朝制度,初步颁布了新的服令。定皇后服为袆衣、鞠衣、青服、朱服四等,其中用于祭祀、朝会、亲蚕等大礼的袆衣、鞠衣,首饰由花树、两博鬓组成,以花树数目不同区分等级,皇后花十二树,对应皇帝衮冕十二旒,以下依等级分别为九、八、七、六、五、三树;用于礼见皇帝、宴见宾客的次等礼服青服、朱服,则“去花”不使用花树。摘录《隋书·卷十二志第七·礼仪七》首饰制度如下:

  皇后首饰,花十二树。……青衣,青罗为之,去花。朱衣,绯罗为之,制如青衣。

  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师、三公及公夫人,一品命妇,并九树。侯夫人,二品命妇,并八树。伯夫人,三品命妇,并七树。子夫人,世妇及皇太子昭训,四品已上官命妇,并六树。男夫人,五品命妇,五树。女御及皇太子良娣,三树。

  (自皇后已下,小花并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也。)

  隋炀帝即位后,于大业元年(605年)诏吏部尚书牛弘等更定服制。由于后宫内命妇等级制度发生变动,也对嫔妃首饰制度进行微调。皇后礼服首饰维持了北朝花树、花钿、博鬓组合,内外命妇首饰则参照南朝制度③为花钿、博鬓组合,其数目与品级对应也略做调整,原视为一品九树的公夫人改为二品八钿,原二品八树的侯夫人改为三品七钿(表1)。另外后妃内命妇、皇太子妃首饰均有二博鬓,外命妇则未说明。《隋书·卷十二志第七·礼仪七》首饰制度如下:

  皇后服……袆衣,首饰花十二钿,小花毦十二树,并两博鬓。祭及朝会,凡大事皆服之。鞠衣,小花十二树。余准袆衣,亲蚕服也。

  贵妃、德妃、淑妃,是为三妃。首饰花九钿,并二博鬓。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是为九嫔。首饰花八钿,并二博鬓。婕妤,首饰花七钿。美人、才人,首饰花六钿,并二博鬓。宝林,首饰花五钿,并二博鬓。皇太子妃,首饰花九钿,并二博鬓。诸王太妃、妃、长公主、公主、三公夫人、一品命妇,首饰花九钿,公夫人,县主、二品命妇,首饰八钿。侯、伯夫人、三品命妇,首饰七钿。子夫人、四品命妇,首饰六钿。男夫人、五品命妇,首饰五钿。

  表1:隋代开皇、大业后妃命妇礼服首饰制度等级对比

  唐代建立之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颁布了《武德令》,以国家令文的形式第一次规定唐代礼服制度,其中便有涉及后妃命妇首饰的相关条文④;开元二十年(732年)年颁布的《大唐开元礼·序列》中也记录了“皇后王妃内外命妇服及首饰制度”;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六典》中的《内官、宫官、内侍省·尚服局》以及《尚书礼部》中也分别详细记录了后妃与内外命妇的礼服制度。

  以上三种属性的令、礼、行政法典中关于礼服首饰的记载基本相同,摘录比对后可得唐代后妃命妇首饰制度如下(表2):

  皇后服:袆衣,首饰花十二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鞠衣,首饰与褘衣同,亲蚕则服之。钿钗礼衣,十二钿,宴见宾客,则服之。

  皇太子妃服:褕翟,首饰花九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鞠衣,首饰与褘衣同,从蚕则服之。钿钗礼衣,九钿。宴见宾客,则服之。

  内外命妇服:翟衣,花钗(施两博鬓,宝钿饰)。第一品花钗九树(宝钿准花数,以下准此);第二品花钗八树,第三品花钗七树,第四品花钗六树,第五品花钗五树,内命妇受册、从蚕、朝会,则服之。其外命妇嫁及受册、从蚕、大朝会,亦准此。钿钗礼衣,第一品九钿,第二品八钿,第三品七钿,第四品六钿,第五品五钿。内命妇寻常参见、外命妇朝参、辞见及礼会,则服之。

  六尚、宝林、御女、采女官等服礼衣,无首饰佩绶。

  凡婚嫁花钗礼衣,六品已下妻及女嫁则服之;(其钗覆笄而已。其两博鬓任以金、银、杂宝为饰。)其次花钗礼衣,庶人女嫁则服之。(钗以金、银涂,琉璃等饰。)

  以上制度原文虽繁,但归纳后可以了解,隋唐后妃命妇礼服首饰可分为完整版和简省版两类,分别用于头等礼服和次等礼服,基本构件包括博鬓和数目不等的花树、钿、钗。头等礼服,即皇后袆衣、鞠衣,皇太子妃褕翟、鞠衣,和内外命妇翟衣。适用于受册、助祭、朝会、亲蚕(从蚕)等最重要的礼仪场合。其首饰由完整版的花树(花钗)、宝钿、博鬓组成。(单从令文看,按身份细分有又两种模式,皇后与皇太子妃为大小花树、左右两博鬓模式,内外命妇则为花钗、宝钿、左右两博鬓模式。)花树或花钗、宝钿的数目自皇后而下依品级递减,分别为十二、九、八、七、六、五,配置隆重而华丽,是后世后妃礼服冠的雏形。

  次等礼服,为钿钗礼衣,即隋代的青服、朱服。适用于皇后、皇太子妃宴见宾客,内命妇寻常参见,外命妇朝参、辞见、礼会等相对次要性礼仪场合。其首饰也与隋代相似,仅保留数目不等的钿,去除了花树或花钗、博鬓,是相对简省的首饰模式。

  表2:唐代后妃命妇礼服首饰制度

  二、何为花树、钿和博鬓

  那么文献里屡被提及的花树、钿、博鬓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是中国古代首饰史中长期未明的难题之一。以往由于没有任何宋以前后妃礼服画像存留,壁画、陶俑也极少涉及礼仪场合后妃形象,出土首饰实物基本为零碎残件残片,少有属于可以与礼服配套的部分,所以对于中古后妃首饰的研究长期只能停留在文献层面。至于花树、钿的对应,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一直有着各种讹误已久的推测。近年来,随着陆续几批唐代礼服首饰的完整出土,隋唐礼服首饰构件和组合的实际形态逐渐明朗,并可以初步复原。其中经过科学发掘出土者,包括前文所提隋炀帝皇后萧氏首饰一具,以及二品蜀国公夫人贺若氏首饰一具⑤、五品县君裴氏首饰一具⑥。另外还有欧洲私人所藏唐七钿七花树冠一具,保利拍卖北周至唐七钿冠一具,香港关善明博士藏唐宝钿花树残件。尤其萧后冠的出土,为大量不明首饰提供了依据。下面就依次看看三者的形态。

  1、花树:首先是最重要的花树。花树的具体指代,在长期以来的首饰史研究中,被视为晚唐五代敦煌壁画供养人头上极其常见,并且大量出土的一种花钗。通常两两成对,钗首为片状镂空纹样(图2、图3)。

  图2:唐,鎏金菊花纹银钗一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3:唐末,头插花钗的女供养人,甘肃敦煌莫高窟9窟

  但若进一步细考,易知其难以成立。首先此类花钗的流行时代仅在中晚唐,实物最早出现在西安、洛阳附近的中唐墓葬⑦,壁画则见于敦煌中晚唐供养人,仅是一种短期流行做法,而非长期沿用;其次其形态均为金属片状,与文献形容“琉璃饰”不符,也不似“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花钗在壁画中出现的场合均属于非礼服性盛装,插戴随意,有时普通供养人的插戴数目往往比后妃花树数还多。花树为隋唐最隆重的大礼服首饰,难以将其与普通花钗混为一谈。

  我们再来看看新发现萧后冠的情况。根据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公布的修复资料与实物,萧后冠框架上装有13组花饰,每组花饰的基座包有一个直径3厘米的木质短柱,中有一根铜管为柄,其上伸出12根弹簧状的螺旋花柄。花柄首端为鎏金铜箔片制成的花朵,其中有玻璃花蕊、小石人、细叶等装饰,中央还有一朵宝花,从修复照片中看,恰好共13朵小花。中央宝花花柄穿过木座的钗脚可插于框架固定(图4、图5)。仔细观察并对照文献,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新结论。

  图4:一株花树侧视,可见螺旋花柄、木短柱和下端露出的钗脚。

  第一点,这种由螺旋花柄集为一束,可随步摇动的构件,即形制长期不明的隋唐“花树”,并且应源自于汉代后妃首饰中的“步摇”。

  图5:13朵小花有多种样式,有些花心还立有小人。

  汉《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是一种在金属竖枝上缀金银、珠玉花叶片的首饰。步摇或源于中西亚,约在汉代前后传入中原,并同时流传至东北亚、日本,在整个亚欧大陆流行,演变成各种王冠,对此学者们早已做过详细论述⑧(图6、图7)。

  图6:《女史箴图》中的步摇

  图7:辽宁省博物馆藏晋花树状步摇

  步摇在汉代成为皇后、长公主等的最高礼服首饰构件,《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皇后谒庙礼服首饰“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雀)、九华(花)。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即在黄金山题(基座)上的桂枝以金、珍珠,缀饰花鸟,夹杂走兽,是高级配置,但没有出现身份等级的数目差降规律。魏晋南北朝大体继承了步摇的使用,“俗谓之珠松”。

  到了北周,首次提出“花树”的概念,并且有了明确的数目等级降差,皇后花树十二,对应皇帝冕旒十二,以下数目依次递降,《隋书·志第六·礼仪六》“:后周(北周)设司服之官……皇后华(花)皆有十二树。诸侯之夫人,亦皆以命数为之节”。

  隋唐因袭了“花树”这一称谓,并对等级差异进一步细分。但从此次发现上看,隋唐式花树与汉晋式“步摇”开始有了不同,不再是在枝干上缀饰摇曳的珍珠或叶片,而是直接将花朵装于可弹动的螺旋枝之上,依然可“随步摇动”,也确实符合“花树”之名。

  如此一来,以往若干唐代命妇墓葬中出土的“不明花饰”也得到了正名,如湖北郧县濮王妃阎婉墓⑨、陕西咸阳蜀国公夫人贺若氏墓(图8)、西安阎识微夫人裴氏墓、西安金乡县主墓⑩中,均有出土数百件花朵、花蕊、花叶、珠宝残件,应当就是基座腐朽散落的花树花朵。裴氏冠和金乡县主冠还有在花朵上夹杂小人、鸟雀等饰件,这种做法到了宋代被大放异彩。

  图8:蜀国公夫人贺若氏墓出土首饰零件,与萧后花朵类似。

  难得的是濮王妃阎婉墓(图9),首饰残件中还有一件带基座的花树,形态做法和萧后花树很接近,而且花朵、花蕊形态也各不相同(图10)。

  图9:唐濮王妃阎婉墓出土的花树与各式花朵

  图10:萧后冠饰花树上各式花朵

  第二点,隋唐制度中所称的“小花并如大花之数”,以往常常被释读为“小花树的数目与大花树相同”,即皇后有大小共24株花树。这种释读方案甚至也被后来的宋、明制度采用,明确注记“大小花二十四株”、“前后各十二株”。

  但从萧后首饰中看,至少在隋至唐初,此句很可能应解释为“每株大花树中,小花的数目与大花树总数相同”,即若大花树为12树,每树便有12朵小花。不过萧后冠饰中发现了13组花树,每树13朵,比当时皇后制度多了一组,原因尚不明确,或许与李世民对前朝皇后特别礼遇拔高一格有关。

  2、钿:除了花树以外,萧后冠上还发现了12枚“水滴形饰件”,用琉璃或玉石贝壳镶嵌出花型,四周镶珍珠,背面中央焊接插孔,被分为三排安装在框架上(图11、图12)。

  图11:萧后首饰钿复制件

  图12:萧后冠钿原件细节

  这种饰件应是文献中所指的“钿”。唐人所说的“宝钿”,通常便指将各种珠宝、贝壳雕琢成小片花饰,镶嵌黏于金属托上金丝围成的轮廓中制成的华丽装饰品。如法门寺出土衣物账中,对套承佛骨舍利宝函上装饰的描述“金筐宝钿真珠装”,对照实物?,便是此类装饰法。

  “钿”之制至迟始自魏晋。魏晋在继承汉代后妃首饰假髻、步摇、簪珥组合的基础上,增加了钿数和蔽髻的概念,在假髻上装饰以金玉制成的?(钿),并且以?数区分等级,如晋制皇后大手髻、步摇、十二?,皇太子妃九?,贵人、贵嫔、夫人七?,九嫔及公主、夫人五?,世妇三??。此制在南北朝至隋各政权被普遍沿用,并且等级进一步细化,内外命妇五品以上均以钿数为品秩差异。

  唐制皇后、太子妃大礼服袆衣、鞠衣首饰仅提及花树,次礼服钿钗礼衣首饰提及钿,其余内外命妇大礼服翟衣则花树、钿并提。不过从萧后实例中看,初唐皇后礼服首饰很可能也有花树、钿并存的情况。

  前文提到的几例唐代命妇首饰遗存中大多有钿出土,综合若干实例我们可以得知,钿的形态以尖头朝上的水滴形为多,也有圆形、心形等。一套宝钿可形态大小完全相同,如萧后例;也可两端宝钿尖头内收,如裴氏例、欧洲私人藏例;还可中央一枚与其余大小形态不同,如贺若氏例、保利例。也以各种珠宝琉璃甚至翠羽装饰。数目多者可排成三排,数目少者或仅一排置圈口上(图13)。

  图13:若干出土唐代钿实例

  3、博鬓:最后是“博鬓”。博鬓的位置明显明确,其指代向无争议,即垂挂于头两侧的弧状饰件。隋唐博鬓通常呈长条S弧状,外端上尖内收,装饰方法与宝钿类似,嵌有珠宝,即制度所称“施两博鬓,宝钿饰也”,上沿有时还装饰以小花朵数组。

  图14:萧后博鬓原件与复制件,即口圈左右悬挂长条饰件。

  不过此次萧后冠饰的发现,为探讨博鬓的起源提供了新思路(图14)。不像明代博鬓挂于圈口脑后左右,萧后博鬓插于圈口两侧靠近鬓上的位置,其原始功能也许与绑扎冠饰而垂落左右两鬓的束带宝缯有关,这在北朝菩萨宝冠饰中是很常见构件(图15左),首饰化之后成为金属珠宝制品,依然垂挂在冠座鬓左右(图16)。

  图15:左-北齐菩萨造像头部两侧束结后垂于鬓前的宝缯;右北齐娄睿墓出土博鬓,上端可见花结。

  图16:唐代博鬓实例

  博鬓的记载首次出现于隋,但北齐娄睿墓出土的一件金饰,嵌珍珠、玛瑙、蓝绿宝石、蚌、玻璃(即文献所说宝钿饰),前端还保留了花结状饰?,极可能为博鬓在北朝时已存在的初形(图15右)。萧后博鬓与口圈相接处也有花形装饰,即为带结遗制。

  厘清了花树、钿与博鬓的形态,我们便可以在萧后首饰的基础上,对初唐皇后礼服首饰组合进行一次更加准确的还原。首先由呈十字交叉的两道梁和呈环带的横箍组成框架。前侧三道箍上焊12枚插销,分别穿插12钿。框架上安装12花树,每树大花中有12小花。框架底口圈前侧装饰珠宝饰条,两条博鬓由尖端的插销自左右插入口圈饰条的套鼻中固定(图17-1、图17-2、图18)?。

  图17-1:花树、钿、博鬓示意图

  图17-2:初唐皇后礼服首饰组合示意图

  图18:初唐皇后礼服首饰穿戴及全套礼服示意图

  另外还有12枚U型折股钗可插入发髻两后侧固发装饰。需要说明的是,此方案与此次博物馆展示方案正好前后相反(图19)。由于冠饰出土时并未戴于萧后头部,朝向尚需识别讨论。展示方案将有钿的一面朝后放置,或许是受后世博鬓位置一般靠近脑后所影响。但此方案会导致所有装饰面朝后,考虑到圈口、博鬓、钿的装饰面应同向朝前,我们认为实际穿戴方向似应相反。至于导致博鬓位置位于两鬓,或许正是其原始形态,鬓为额前左右侧,符合“博鬓”之本意,钿置于前也符合“蔽髻”之本意。唐以后由于博鬓失去了原始功能,逐渐移动至脑后,但依然保留了“博鬓”之名。

  图19:展出时装饰面朝后放置

  三、添加了龙凤的宋明礼服冠

  中国的礼服制度有着极其强大的历史惯性,一项基本服制形成后,被记录在国家颁布的礼、令条文中,被纳入文明根本大法,往往能因袭上千年。涉及礼仪的服制多是如此,一般轻易不受朝代更替影响,后世更多是在如何释读和实际操作细节上做文章,或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调整、补充。作为最高级别的女性首饰,花树冠也不例外,但在千年历史进程中依然会不断叠加新的元素。

  唐代礼令中后妃礼冠的基本制度是花树和博鬓,北宋初颁布的《开宝礼》依然照搬之。但北宋在隋唐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便是在冠上添加了龙、凤。如宋《政和五礼新仪》便在唐礼令文皇后冠服“首饰花一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鬂”后,补充了一句“冠饰以九龙四凤”;妃制则将龙改为翚(五色雉),“冠饰以九翚四凤。”有时更直接称呼为“龙凤花钗冠”、“九龙四风冠”、“九龙十二株花钗冠”。不仅如此,实际操作中还形成了更丰富但不载于礼法的添加惯例。

  仔细观察历代宋后画像,可以看到除了基础的大小花株满布全冠,博鬓也增加为左右各三扇,饰以珠翠龙纹,垂珠结;冠顶所添加的九龙,包括左右八条小龙和中央一条大龙,大龙口衔穗球;四凤有时背乘仙女,有时数目还增到到九只;唐代花树间偶见的小人与鸟雀,则发展为浩浩荡荡的“王母仙人队”以及各种云鹤、鸂鶒、鹭鸶、孔雀,场面更加盛大和具体(图20-1、图20-2)。

  图20-1:北宋高宗皇后半身像

  图20-2:北宋皇后礼服冠上添加的各种装饰示意图

  (此为侧视,仅可见五龙二凤)

  北宋开封陷落后,帝后宗室以及全副冠服卤簿被掳至金国,冠服制度也被金人很大程度上照搬而去,在《大金集礼》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到对宋制皇后礼冠极其详实的描述,与北宋末的皇后画像基本可以完全对应:

  皇后冠服:花株冠,用盛子一,青罗表、青绢衬金红罗托里,用九龙、四凤,前面大龙衔穗球一朵,前后有花株各十有二,及鸂鶒、孔雀、云鹤、王母仙人队浮动插瓣等,后有纳言,上有金蝉鑻金两博鬓,以上并用铺翠滴粉缕金装珍珠结制,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宝钿窠,后有金钿窠二,穿红罗铺金款幔带一。

  明初后妃礼服冠基本继承宋制,皇后使用九龙四凤冠,妃使用九翚四凤冠(图21)。

  图21:左-《大明集礼》中的皇后九龙四风冠,形态基本与宋制一致,口圈可见钿花;右-《明宫冠服仪仗图》中的东宫妃九翚四凤冠。

  如洪武元年制“皇后首饰,冠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如之,两愽鬓,十二钿”。宋制令文之外的王母仙人队、云鹤等则不再添加。在实际操作中,也如宋代一般,龙凤的数目往往有所增加,或有失载于史的一些惯例(图22、图23)。

  图22:明定陵出土孝端显皇后九龙九凤冠

  图23:明孝端显皇后像

  四、由常服首饰升格而来的“凤冠”

  中国古代的传统女性礼服冠,随着明代灭亡而彻底终结。虽然已经出现凤的踪影,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概念中的凤冠,依然与以上礼服冠饰没什么直接关系。此时需要了解一个概念,即传统女性服装发展中的两个大体系,礼服和常服。以上各种均属于服制中的礼服系统,所搭配的大礼服属于“古装”模式,包括衣、弊膝、佩绶等大量传统构件,头戴传统花树礼冠。

  但晋唐以来的女性,日常生活穿着另一类型的“时装”衫、裙、帔子,首饰则随意插戴。有些场合既不属于礼法限定范畴内,又比日常生活隆重,于是在裙帔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相对华丽的盛装,工艺纹样繁复精致,头上中央有时则会插戴凤鸟首饰。凤鸟也逐渐成为贵妇象征,越来越多出现在首饰上,在盛唐以来的贵妇、供养人壁画、线刻中很常见。有时还在左右插横凤首簪,垂珠结,其制或可远溯至汉代太后的“左右一横簪之,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这些可以使用在非礼仪性但又相对隆重的场合,类似后世“吉服”的属性。并长期不存在于礼法制度中。从图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首饰尽管华丽,但是搭配的服装依然是裙、衫、帔,而非礼服模式(图24)。

  图24:唐五代贵妇常服、盛装首饰中的凤鸟和口衔珠结的凤簪

  2001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宗女李倕冠饰?,便属于此类盛装首饰,构件中有凤鸟两翅和上扬的两尾,中央有花饰,还有若干长钗,钗首装饰小型凤鸟。由于原始位置已被淤泥挤压变形,复原时长钗被安装为十字形(图25),但原始插戴更可能为壁画所体现的横插式。晚唐五代敦煌供养人贵妇盛装中,也逐渐形成了此类中央大凤、花叶,以及左右横簪钗垂珠结固定模式。

  图25:盛唐宗女李倕墓出土的凤鸟形冠饰

  唐代日常衫、裙、帔盛装,到了五代、宋发展为大袖衫、霞帔、长裙,并在北宋进入制度,成为后妃的“常服”。明初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后妃的大衫、霞帔“常服”制度,或称“燕居服”,头上所带的“燕居冠”,继承了唐代以来的盛装模式,其最核心的构成,便是各种类型的凤鸟,以及左右插戴的凤簪,簪首垂下长长的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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