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包豪斯是“无心插柳”

　　冯怀涵讲解德绍设计院的图纸。

　　718厂建设工地。

　　曾经的706厂厂房，如今成了艺术家的工作室。

　　今日的798艺术区。

　　硕大的锅炉和高下纵横的热力管道。

　　今天的艺术区即景。

　　上个月底，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肖岩坐地铁时，突然发现地铁8号线已延长至中国美术馆了。他马上想，这下好了，以后再去美术馆看画展可就方便多了。但他转念又一想，觉得自己这些年看画展，去得更多的似乎还是798。这不，他已经约了朋友一起去看《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画展。这个由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和法国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共同策划的特展，是798艺术区今年以来一个重要的高水平画展，展出时间是6月15日到9月1日，肖岩可不想错过。

　　经过多年的耕耘，798早已成为一个成熟的艺术社区，成为北京的一座文化地标，成为本地和外地年轻人在北京的时尚“打卡”地。但是798也有让肖岩觉得不爽的地方，一个是觉得近些年，798的艺术范儿不那么足了，商业气息越来越浓。当然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一个是798交通不便，无论是开车还是坐公交车或者地铁，都不那么顺畅，对正南正北的四九城老北京来说，798的位置显得有些旁逸斜出，不够方正。而798的这个先天不足，自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798艺术区的前身，乃是位于北京东北郊酒仙桥大山子的一片巨大而又神秘的工业区。

　　酒仙传奇

　　明代的小品文大家袁宏道写过一篇《满井游记》，描写了400年前北京城外东北近郊一带的景色。公元1599年的初春，袁宏道“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他所看见的是“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

　　明末居京文人刘侗、于奕正所著的《帝京景物略》，印证了这里曾是人们春游的首选之地。“出安定门外，循古壕而东五里，见古井，井面五尺，无收有干，干石三尺。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百亩一润，所谓滥泉也。泉名则劳，劳则不幽，不幽则不蠲洁。而满井傍，藤老藓，草深烟，中藏小亭，昼不见日。春初柳黄时，麦田以井故，鬣毵毵且秀。游人泉而茗者，罍而歌者，村妆而蹇者，道相属，其初春首游也”。

　　古人笔下的满井今在何处，已不可考，但是从东直门向东北方向，再走远一点，就是一个名叫酒仙桥的地方。酒仙桥的地名源于东赵家村南坝河旧河道上的一座三孔桥。相传有一酒仙过桥时掉入桥下两篓酒，自此河水泛溢酒香，故名酒仙桥。桥名逐渐演变成地片名，沿用至今。

　　今天的酒仙桥东有一个2007年建起的郊野公园，名叫将府公园。公园内有一“酒仙壁画”，讲的是另一个版本的酒仙桥来历故事。

　　传说陈各庄有个酿酒作坊老板陈天寿，他酿造的二锅头远近闻名。一天，有个白胡子老头到作坊来讨酒喝，陈天寿叫伙计搬出酒坛子给老头往大碗里倒。老头一连喝了五大碗才尽兴。当他站起身要走时，忽然身子一晃倒在地上睡着了。陈天寿把老头背进屋放在床上，转身一看，呀，老头变成了一只白毛狐狸。陈天寿知他是狐仙，没惊动他，让他睡一大觉。从此两人来往成了好朋友。第二年大旱，河里井里没了水，陈天寿挺着急。狐仙来了，帮他在作坊门口打了一眼井。那井水特旺，自己冒出了井口哗哗往外流。用它酿酒，比以前还好。

　　京城的八王爷听说陈天寿打了甜井，酿了好酒，赚了大钱，就想霸占它。他想了一个坏主意，奏请皇上让陈天寿第二天进贡好酒。可是头天夜里，他派人把陈天寿进京路上必经的木桥给破坏了。第二天，陈天寿赶着装满酒的马车刚上桥，就听轰隆一声，人仰马翻地掉进了河里。陈天寿一闭眼心说，完了。可当他睁开眼时，马车却过了桥，自己还稳稳当当在车上坐着。他知道酒仙救了自己，就把这座桥命名为“酒仙桥”了。

　　传奇毕竟只是传奇。酒仙桥这个名字虽然好，但是古人笔下的田园风光，几百年下来，似乎也消散殆尽。解放前，这里是一片农村旷野，而且坟地居多。1950年酒仙桥地区建立行政村时，所辖住户300余户。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这片荒野之地在短短几年中，变身为我国的电子工业基地，相继建起了774厂（国营北京电子管厂）、738厂（北京有线电厂）和718厂（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由南向北，一字排开。

　　据《国营第718厂（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厂史》记载，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按照北京市的规划，北京西面是文化区，东面是工业区，因为北京多西北风，工业区的污染物不会被刮到西边去。

　　718厂筹备组成员、转业军人秦良文最早来到这里，征地，迁坟。从东直门到大山子，只有一条大车道直通顺义，也就是后来的京顺路。道上两条半尺深的大车沟，两边全是庄稼，也没有店可住，秦良文只好住在将台乡的乡长家，征地工作结束时，秦良文也娶到了乡长的女儿秦友荣。真可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激情五十年代

　　今年88岁、早已退休的冯怀涵，一直住在离798艺术区不远、上世纪80年代工厂为职工盖起的红砖宿舍楼里。从1952年到1988年，她在718联合厂和后来的798厂长期从事铁氧体技术工作，担任过车间技术主任和设计所副所长等职务。前些年，她和她的先生沈执良共同参与了718厂厂史的编写工作。2017年10月，纪念718厂落成暨开工60周年展览开幕式上，冯怀涵作为老一辈创业者代表发言。

　　谈起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冯怀涵仍激动不已。“建设718联合厂这个项目是周总理亲自批的。第一任总工程师是罗沛霖。他是美国博士，去过延安，在延安敲敲打打生产过60多部收发报机，抗日前线用的，非常有经验。他是我的校友，交大35届的。”冯怀涵说，由于当时苏联没有能力帮助中国建设这么大的一个无线电元件厂，于是转向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到1990年10月3日存在于欧洲中部的社会主义国家）求援。“那会儿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嘛。东德同意了。国家派罗沛霖一个人在东德考察设计整个项目。但东德也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厂子，他们基本也是一个产品一条生产线，分布在几十个小厂子或者研究室里。结果是东德无线电行业整个一个工业局为我们设计成了一个联合厂。什么都有，包罗万象。在它的初步设计里有一句话，‘本设计覆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讯工业对元件的需要。’”这样规模的“洋、大、全”工厂，在当时的苏联和其他国家也是罕见的。

　　罗沛霖曾回忆说，718厂不属于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大型项目，而是“一五”计划中独立的第157项，是东德在中国最大的工程。建设预算是1.4亿元人民币。罗沛霖在东德参观了20多个工厂，初步形成了联合厂的设计文件。

　　当时的东德没有任何一家工厂有能力单独完成这一巨型项目。联合厂的建筑设计是在柏林有了总体规划以后，委托东德的建筑师设计的。当时，德方专家也曾建议，在中央办公楼的设计上或者参考苏联人的风格，或者采用一些中国的民族形式，罗沛霖说，你们还是按照你们通常的设计做，怎么合理就怎么搞吧，因此也就有了后来和苏联那一套完全不同的设计。

　　李瑞从张家口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任上调到北京担任718筹备组组长，随后出任第一任厂长。他曾经回忆过工厂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由于德方设计办公楼人防工程地下部分的标准很高，苏联专家认为可以节约一些。于是，李瑞去和德方总工程师范菲博士商量。“当时，听我表达完我方意见后，范很严肃地板起面孔厉声问道：‘厂长李瑞先生，这建议是您提的吗？我不相信！是谁提出的，您清楚，我心里也明白（暗指苏联专家）。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者，但我们的设计是正确的，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任的。’最后，上级领导批示：仍按原东德设计施工，不再变更”。

　　其实，建设这样一个大项目，东德方面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专程来华参加718厂开工典礼的东德副总理厄斯纳在讲话中坦承，“建设这个工厂对于我们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多年以后，冯怀涵在718厂庆庆典上见到应邀前来的前东德援建专家，那位专家告诉她，你知道吗，项目完成以后，我们在德累斯顿专门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功会。因为对德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十分值得骄傲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