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旅游中的古建筑应该重建吗

　　为了不增加歧义，本文中所指的重建是广义的重建。

　　重建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走进任何一处古建，几乎都能看到若干的建筑重修碑记。在现已公布的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中，绝大多数古建筑也都在历史上经历过次数不等的损毁与重建。

　　但是，我国古建筑重建的传统与西方文物保护的理念截然不同，尤其是违背了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宪章第十五条规定：“遗址必须予以保存，并且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永久地保存和保护建筑风貌及其所发现的物品。此外，必须采取一切方法促进对古迹的了解，使它得以再现而不曲解其意。然而对任何重建都应事先予以制止，只允许重修，也就是说，把现存但已解体的部分重新组合。

　　所用粘结材料应永远可以辨别，并应尽量少用，只须确保古迹的保护和其形状的恢复之用便可。”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中，“真实性”这条核心原则就是来源于《威尼斯宪章》。因此，随着我国签署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禁止重建开始出现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2002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时，新增了一条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这是我国在法理上禁止恢复重建的开端。同年，国家文物局审定并推荐发行文物保护行业规范《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其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已不存在的建筑不应重建”。此后，尽管《文物法》与《准则》进行过多次修订，但关于恢复重建的规定，改变并不是很大。

陕西安康文庙大成殿 白海峰摄

　　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进一步深入，文化遗产的重建已成为国际热点话题。我国著名的文化遗产权威学者郭旃先生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国际文物保护领域，2016年简直成了重建之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原司库及以色列文物考古局原局长乔拉·索拉先生甚至提出他要发展一种新的关于重建的理论，以取代《威尼斯宪章》第十五条只同意原物原位归安的原则。

　　为了探讨古建筑重建的可能性，我们对目前国际和国内的已有的重建案例进行了研究和梳理，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归纳。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发现古建筑重建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保护、展示、研究三个类型。

　　1基于保护进行的古建筑重建

　　基于保护进行的重建活动，其主要的保护对象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文物本体的保护，二是对文化本身的保护，三是对文化传承的保护。

　　从保护文物本体的角度来说，按照《威尼斯宪章》的要求，允许把现存但已解体的部分重新组合，只是要求其所用粘结材料应永远可以辨别，并应尽量少用，确保古迹的保护和其形状的恢复便可。这一原则适用于因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或战争、拆迁等人为原因，导致建筑突然消失，但是保存有大量的建筑构件，且有详细的测绘、建造图纸或保存了充分的文献、影像资料的情况。典型案例有丽江古城震后、汶川“5.12”震后和尼泊尔地震后对文物建筑的恢复重建，阿富汗对巴米扬大佛的重建工作以及叙利亚正在准备进行的战后古城恢复工作等。

重建后的白鹿上书院 图片来源-摄图网

　　从这一角度看重建，吕舟先生还有另外一种观点：为了改善建筑群的完整性，对建筑群中少量缺失的建筑进行重建，可以看作是对一个更大范围的保护对象局部缺失部分的修补，而进行的重建。此类型典型代表为北京故宫的建福宫重建。

重建后的建福宫花园主景延春阁 姜舜源：摄

重建后的雷峰塔 图片来源-摄图网

雷峰塔内的遗址保护展 白海峰：摄

　　从保护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一类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波兰的华沙历史中心重建。在“二战”中，因为华沙人民拒不投降，纳粹德军在1944年8月报复性地摧毁了这座城市，全城85%的地段被荡平。此后，1945年到1966年间，波兰人民拒绝了建设现代主义首都的规划建议，凭借着战前精确的测绘图纸和照片资料，全面恢复了华沙历史中心。老城的建筑立面得到精确的复建，而内部则根据新的功能需求进行了改造设计。ICOMOS的专家认为：华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复建行为，而不是结果。因为华沙的复建这一事件，代表了波兰人民的“民族意志”——在历经磨难后存续自身文明的重要载体，同时也体现了20世纪下半叶修复技术的有效性。最终，华沙历史中心成功申报为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同样的案例数不胜数，韩国景福宫的重建，以及我国著名的四大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鹳雀楼的复建就是这种类型。这种重建的建筑一般对于某个地方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有助于增强当地人在民族、社区、家乡身份和情感等方面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