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欧洲美术史中，春如何被表达

　   有人为2020年的春天配上艾略特（T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年，艾略特发表《荒原》时正是“一战”和1918年大流感结束后，当时春季传统赞美诗的形式开始显得老套，此后对于春天虔诚喜悦的拒绝也在现代艺术中延续，1960年代安迪·沃霍尔以数字绘就的水仙似乎重申对空洞的肯定。

　　1962年安迪·沃霍尔的水仙

　　但在2020年，当春天被“隔离”，虽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艾略特或沃霍尔的惨淡，但此刻春天更值得被赞美。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波提切利便将对《春》的陶醉化为对清晨幽静的草地上一字排开九位神话人物，少女克罗里斯被蓝色的风神俘获的一瞬件，一跃成为花神弗洛拉。墨丘利正用的他神杖驱散冬天，“三美惠”和维纳斯在近200种花朵的簇拥下触碰天堂。

　　波提切利《春》

　　波提切利的画充满春天的气息，但现在看来并不轻松。《春》取材于画家的朋友，文艺复兴诗人安杰洛·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一首关于春日爱恋的诗。诗中还颂扬了当时佛罗伦萨的年轻男子在春日摘下树枝，送给意中人的习俗。正如英国诗人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所说的那样，四月“穿透”三月的干旱，和着暖风催生花朵。

　　保罗·乌切洛《圣罗马诺之战》

　　同样是文艺复兴画家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的《圣罗马诺之战》（Battle of San Romano）以在果实和花朵中进行的战争提示在工业化到来以前，春天往往是出征的时节。直至在1990年代，美国画家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四季：春》（Quattro Stagioni：Primavera）依旧带着一种不安。

　　塞·托姆布雷，《四季：春》，1993–1995

　　但在东方文化中，春却带有不同的含义。中国绘画中的《游春图》和无数花卉小品自不必提。日本艺术中提供的也是一个宁静的春天。樱花是日本浮世绘中最常见的主题，而歌川广重、葛饰北斋等画家也善于描绘娇嫩的樱花在大自然中的绽放，以及人们聚集在一起欣赏花开花落。但今年的樱花树下却难以聚集。

　　歌川广重《江户百景》之一

　　在这个异常的时刻，有没有艺术家描绘的春天真正令人振奋？霍克尼的春天图像所致敬的梵高或是其中一位。

　　1888年2月，梵高在法国南部下了火车，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在阿尔勒（Arles）看到了法国南部的春天，这使他大为震惊。他笔下的杏树、桃树和整个花园开花的状态都令人陶醉，他不仅以柔和的笔触记录色彩，还将其堆积，让人感觉春色在他的手中无比鲜活。

　　当时的梵高也是孤独的，由孤独带来的内省让他在盛开的花木中获得喜悦，他的灵感来自于他所收集的浮世绘版画。而在漫长的孤独中，他将把春天的树木化为希望的灯塔。

　　梵高，《盛开的杏花》

　　梵高是一位有远见的人，他不顾自己的悲伤，为大自然的重生而欢呼。梵高说，不要只看春天，触摸它，品尝它。让它进入你的内心。如今，大卫·霍克尼再次描绘春天，您可以通过作品感受到艺术和春天的力量，甚至不必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