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色彩和传统艺术的生命力

　　要想弘扬莫高窟这个丰富的艺术宝藏及其蕴含的中国绘画传统，临摹可以说是第一要义，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南朝画论家谢赫在其著作《古画品录》中，就把模写（即临摹），写入总结中国古代美学原则的“六法”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当代的莫高窟美术研究的历史，也是由临摹串起来的，几代人的“面壁”摹写，在为我们留存、延续珍贵而脆弱的文化遗产同时，也让传统艺术迸发出更强盛的生命力。

于右任建议国民政府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2年初

　　1941年，时任国民党检察院院长于右任考察西北时来到莫高窟，便被精美的壁画深深震撼。他说，莫高窟艺术“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但是令人心痛的是，当时的莫高窟由于缺乏专业管理，一片残破。因此于右任立刻上书国民党政府，“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在他的呼吁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声援下，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莫高窟九层楼南侧洞窟20世纪初的残破景象，斯坦因1907年拍摄

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来到敦煌，中间为常书鸿，1943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可以说开启了莫高窟归由国家保护的新篇章。研究所建立之初，首要任务就是对洞窟艺术进行学习、研究和保护。经年累月的自然和人为破坏，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濒临毁坏，可以说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于是抢救性的壁画和彩塑临摹，就成了最重要、最紧迫的核心工作。第一任所长常书鸿，苦心孤诣克服各种艰难，拉开了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发扬之路。

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在洞窟临摹壁画，1945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合影，1946年

　　不同于李丁陇、张大千的个人临摹，这一时期的临摹工作更多地从留存濒临毁坏的壁画的角度，做抢救式临摹。常书鸿带领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边清理流沙、为洞窟编号、考据内容，一边紧张地展开保存式、抢救式的临摹。大家的努力获得了认可，1948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临摹品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展览，引发各界热切关注。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字“敦煌文物研究所”

敦煌文物研究所，1953年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确立了“保护、研究、弘扬”的方针，壁画临摹与石窟加固、壁画和彩塑修复等工程一起，进入更为专业的时期。这段时期也是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质量提高最快的黄金时期。

　　从到莫高窟的第一天起，常书鸿就一头钻进洞窟临摹、研究壁画；而在他之后，这一千秋伟业在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孙纪元、关友惠、万庚育等画家笔下得到延续。不同于之前的抢救式临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研究、总结临摹的目的、风格和技法，建立完善的临摹评审机制，并逐渐形成了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到复原临摹的壁画临摹体系。现状临摹主要是客观复制，用于展览展示；整理临摹是通过比较研究补全局部缺损的艺术形象，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复原临摹，则是在充分研究和考证后对壁画初始面貌的恢复性临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研究。

榆林窟第25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所职工临摹前室天王完成后开会审查，1956年

　　大量壁画因历经千年岁月已漫漶不清，要回溯到一千多年前刚画出的面貌，需要通过横向、纵向比对和大量研究，所以复原临摹是难度和强度最大的一种研究。但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有名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原图已经残损不堪，如果没有段文杰先生的复原临摹，人们大概永远无法窥见这幅艺术珍品的原貌。

　　段文杰对莫高窟第130窟残损“都督夫人礼佛图”进行复原临摹，1955年

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礼佛图现状，孙志军摄影

　　在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和敦煌学者史苇湘看来，临摹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认识、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更是保存、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