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金祭祀铸母的那些事儿

会同国宝48MM，52.63克。

景福国宝49MM，56.6克。

寿昌通宝 49，49.54克。

大定国宝（合背）49，64.58克。

　　近见小批量辽金篆书铸母现世。外观形制高度相似或同一。规制工整，造型标准。除少部分外缘宽度有所差别，表示有“移范”现象以外，皆显舒展、大气、精湛之风范。北方干坑罐装锈，薄壳坚牢，或孔雀蓝，或淡黄绿，秀色可餐。无异味。文字一律篆隶混书，工整严谨，一丝不苟。而背面一律隶书“当拾”。穿口一律修整，呈上下、右左对面斜向平行状。而仅见“大定国宝”与“大定元宝”合背母穿口出现正口大，背口小的“漏斗形。十枚母钱规格竟有惊人的相似。从契丹会同、到辽保宁，景福、寿昌，直至西辽崇福；也包括金世宗大定元、通、重、国宝，直径均为49毫米左右，内穿13毫米，厚度4.5-5.0之间，重量35.82——64.58克之间。

　　反复观察，倾向确真。然而其身份、用途成迷。

　　推测研析焦点有三：

　　一， 即为铸母，延续跨越226年（契丹太宗938年为会同，到西辽承天后1164年为崇福），为何能够做 到形制、规格、文字、折当高度一致？

　　二， 即为铸母，必然产生普钱或制钱，为何背面一律标记“当拾”，此面值含义如何？

　　三， 即为铸母，会同、景福，金大定竟然标示“国宝”名号？国宝还是钱吗？国宝内涵已经大大超越了普通的钱。

　　当然还有可以提出的异议和问题。仅就以上三点，笔者作如下臆想和假说，以抛己之砖石，引泉友之金玉。

　　假说一，或可定义祭祀钱。与钱树的祭天功能一样，辽、金信萨满，视死如伺生。后世祭祀用纸钱，夸大面值以尽其孝，而古契丹祭天、祭祖则用金、银、铜贵金属或器物、牲畜。所以，这种中型篆书大钱是祭祀所用，或为选项之一。

　　据此分析，当时的祭祀规模可能带有举国共性的成规。翻铸，续铸的客观需要可能是硬性的。但在后续朝代，则可能是独立的、分散的。同样直径、厚度、穿孔，而重量不同，说明贵金属品类或含量的差异。耶律德光铸钱祭祀太祖。辽道宗可能补铸了部分同类祭祀钱。而到了北辽、西辽都可能续铸。而金世宗大定之年又可能仿铸了此类大钱。

　　假说二，背面“当拾”二字，或为契丹初备份祭祀价值的参考系。当拾并不一定是通常的当10 文，而可能是当10贯文，或当10两纹银。而后朝、后世沿袭当拾的标准，也会是理所当然。跌宕百年，当拾也可能形成概念中的符号。

　　假说三，会同、景福，大定使用了“国宝”的名号，似应为皇帝祭天，祭先皇，祭祖宗所用。国宝祭祀，标示了举国的肃穆和庄重。受用方或可安享，否则含义会失衡。

　　至于一律采用篆书体为钱文，前头是为了遵行汉族中原文化的官方正统，而后朝乃相沿成习之故。设若会同年间，敕令祭祀铸钱一律篆书文字，也不是绝无可能。会同至寿昌，前157年“萧规曹随”，那么，70年后的西辽（包括与崇福时间相当的金大定）相沿采用同样的规制，也就可以理解了。战乱，争斗和厮杀目标是掠夺和占有；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敌我双方可不一定绝而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