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美丽何必遮掩

1985年，“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现场。

1989年首届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在广州举行，冠亚季军合影。

　　本报1997年3月22日刊载《模特市场谁来规范》，指出模特市场形成的标志是模特代理公司的出现，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然而，我国模特市场已经形成，规范模特市场的法制建设却还处在朦胧状态。 本报记者 朱婷 摄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曾经不远的那个年代，“美”，特别是外在美、身体美，是不能随意谈论的“禁忌”。正因为如此，1985年新中国首次选美活动在广州举办，其带来的轰动，可想而知。但随着物质日渐丰富和思想的不断解放，中国人走进了既看重“心灵美”，也欣赏外在风华的时代。

　　美，曾是一个禁忌话题

　　上世纪80年代，《大众电影》杂志十分流行，经常刊载一些美女明星作为封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得了这种表达。当时一位妇联干部就曾经写信给编辑部，指责杂志社“侮辱”妇女：“难道不能用女英雄代替美女吗？为什么不登卓越的工人、农民或在工作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妇女的照片？”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了两件看似无关联，但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的两件事情。

　　一件事，是1985年初，广州团市委为了配合“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是新中国首次公开选美活动！

　　后来从照片看，当年的选手们衣着相对朴素，在当年却堪称最时髦的装束：合体的风衣，流行的卷发……按照今天人们的设想，首次公开选美，必定在报纸上轰轰烈烈。但事实上，当年的这场比赛并没有在广州引发太大的影响，《羊城晚报》只用了标题为《羊城青年青春美评选结束，十名男女获优胜》的消息草草结束对这场活动的报道，而在港媒和外媒那里，报道却十分热闹。

　　一位女选手在回答“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广州青年的生活有什么变化”时表示，广州青年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又解释道，夜生活指的是：“上夜校，去图书馆、电影院。”有香港媒体用《准小姐说爱夜生活》这样的标题，报道当时的决赛现场，选手们的照片也被刊登在显著位置。

　　还有一件事，是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大逆不道”的书：《裸体艺术论》。封面上，断臂维纳斯像旁，是刘海栗先生手书“裸体艺术论”几个大字。横空出世的这本书，震惊了文坛，也让陈醉，这位42岁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一夜成名。

　　“很长时间里，美是一个禁忌话题。你不能恭维一个女孩子长得很美，更不能称赞一位女同志性感。这会被人当作流氓。”几十年后，回忆起那个难忘的时代，陈醉难免感慨。

　　1964年，陈醉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78年，他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理论，成为恢复招生后的首届研究生。艺术专业的人，天生对美敏感。当时大街上人们的穿着，普遍以黑白灰为主，无论男女，一律穿着宽松肥大的衣裤。任何强调性别特征、或者精致考究的装扮，都意味着与主流审美的背离，社会崇尚的是“铁姑娘”这样的女性形象。

　　1981年，陈醉写作硕士论文时，他研究“形式美”，但当时“形式美”也不能谈，但他还是坚持以此为题，写出了论文《论形式感》。在当时，这是一个绝对的“禁区”。

　　“翻开《欧洲艺术史》，人的裸体随处可见。而在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没有裸体艺术的内容。像维纳斯、大卫这样西方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在中国竟然很少有人知道。正视自己的身体，欣赏人体之美，不应该是一件羞耻的事情。”陈醉决心出一本书，填补这一空白，这便是写作《裸体艺术论》的初步构想。

　　陈醉的导师和同学们都觉得这个构想太“疯狂”，纷纷劝他：“搞个稳当点的选题，别影响到你。”陈醉自己其实也是有顾虑的。但他也分明感觉到，内心有一股锐气在推着他前行：“总不至于因为这个把我抓起来。”但他真正担心的，是能否写出来，以及写出来后有没有出版社敢出。

　　当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在陈醉看来，简直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在这里，大家每天想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毕竟闷了十多年，每个人都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

　　就在陈醉埋首于资料之中，没日没夜地专心写作的时候，时代也正在争议中前行。

　　广州的那场选美比赛，初赛之后突遭非议，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反对者观点很明确，认为广州搞选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讲穿着打扮，不要艰苦奋斗。

　　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这种批评给主办单位的压力是很大的。这场选美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广州团市委领导带着选美的现场录像带向有关部门作检讨，说明了比赛的前后经过。他们也希望表达一层意思，改革开放的步骤，不会受一场青年们秀自己的比赛影响。

　　而正因为争议，给这次选美染上了神秘色彩，街谈巷议沸沸扬扬。无形中也引发了人们对“美”的关注和讨论。

　　“模特儿”，改名叫“演员”

　　相对于早期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选美比赛，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对人体美的直观认识，最早是从模特儿开始的。

　　从艺数十载，陈醉与“模特儿”这个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一开始是没有‘模特儿’的，改革开放后，美术学院开始公开招聘模特儿。”陈醉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特定的体制和路线，裸体艺术创作样式被禁止，甚至被划归黄色一类，即便是世界名画，也不能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在美术学院，为了教学需要，有专门的人体模特，被称为“模特工”，跟其他职工一样，在单位领工资。而对人体模特儿的描绘，被严格控制在画室内，作品绝对不允许在社会露面。

　　1979年，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访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观摩会。在一个临时搭起的T型台上，皮尔·卡丹带来的8个法国模特儿和4个日本模特儿，那些身着耸肩衣裙、神态放松的高挑美女，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的观众形成强烈对比。而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这一幕，令新华社记者李安定记忆犹新。

　　在皮尔·卡丹的带动下，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模特队。1981年10月，经过几个月专业训练后，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模特儿在北京饭店登台表演。

　　然而，对于西方惯用而中国人从未接触过的“模特儿”这个词，上级领导还是提出了意见：“模特儿”是外国的称呼，有点低级趣味。“模特儿”改名叫“时装表演演员”。在当时的中国，“时装秀”只有“内部演出”的份儿，并实行三不政策——不报道、不拍照、不录像。

　　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只能遮遮掩掩。爱美的少女，在花棉袄外穿一件朴素的罩衫，故意把罩衫做短一截，露出棉袄的花边。“尽管有人批评那是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但‘模特儿’的魅力，让许多俊男靓女趋之若鹜，心里也种下了‘模特儿’梦。”陈醉说。

　　1987年，陈醉的呕心沥血之作《裸体艺术论》出版。考虑到当时工人的工资只有30多块钱，一本书定价8元，只能用“昂贵”来形容。但即便这样，也阻止不了人们购买这本书的热情。仅在1988年，该书便连续加印三次，累计销售20余万册。

　　对于学术界来说，人体研究从此进入艺术的殿堂，“它的价值不限于人体艺术创作和相应的研究领域”，“在当代美术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国内主流媒体纷纷推介，并被海外媒体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学术领域的标志”。

　　就在争议中，社会氛围一点点走向宽松：从街上开始流行红裙子，蛤蟆镜、喇叭裤逐步兴起，年轻人不再把身体藏进宽松的衣服，而是用个性十足的装扮，表达对美的向往，解放着爱美的天性。形形色色的选美活动、模特大赛也开始尝试。

　　但变动、尝试，还是需要时间的检验。

　　1988年的北京，也有活跃人士策划了“首届北京女子青春风采大奖赛”，规定参赛者为17~27周岁、在北京市居住的女青年，分设“青春活力”“聪慧灵秀”“文雅端庄”“娇美丽质”4项大奖，其中最优者为“1988年北京之花”。然而，迫于种种压力，还没到决赛环节，比赛就无疾而终。

　　1993年，时任全国妇联领导在接受《中国妇女报》记者采访时，申明全国妇联对选美活动的态度是：不赞成、不提倡、不组织和不参与。“这种（选美）活动容易对青少年女性产生误导……这会使女孩子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从小就热衷于美容、减肥，却忽视内在的修养和真才实学。”

　　追求美，已是社会常态

　　随着时间的悄然推移，人们对选美的偏见和争议渐渐消除。借助于大众传媒，选美活动褪去了一开始的神秘色彩，人们在家里的电视机前就能一睹选手们的风采。娱乐并不发达的年代，观看一场选美比赛电视转播，是令人愉悦的视觉盛宴。参赛选手们的一颦一笑，妆容服饰，无不被人们品头论足，成为爱美人士竞相效仿的对象。

　　1999年，陈醉应邀担任新丝路模特大赛总决赛评委。1989年始创于广州的新丝路模特大赛，创办伊始就引人瞩目。这一比赛逐渐发展为中国时尚界和社会各界公认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也是无数有着梦想的少男少女成为超级名模的摇篮。陈醉陆续担任三届评委，他感受到了整个社会对美的关注和热情。

　　人体模特，一开始不被社会认可，早期参与者还有种“为艺术献身”、引领社会潮流的使命感，而当今，它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职业。公开欣赏美、谈论美、追求美，都已是社会常态，“性感”也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词汇。陈醉的《裸体艺术论》前后再版六次，如今仍受欢迎。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不再对书中的内容和插图有着强烈的窥视欲，得以用更加平和理性的眼光看待其中的观点。

　　在陈醉看来，如果说改革开放早期的选美活动，是人们解放思想的标志，意味着对旧思想观念的宣战的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选美比赛进一步与商业接轨，中国对国际社会更加开放，美丽的面孔背后，传递的是社会发展的文化符号和时代内涵。

　　马艳丽、姜培琳、张梓琳……这些从国内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丽人们，以大方自信的身姿，踏上国际T台，传递着东方之美，彰显着中国文化的软实力。美丽的容貌随处可见，大家的审美也更加多元化。“人们的物质水平提高了，对美的向往乃至苛求，正是追求生活品质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