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光用作品给我们讲述迁徙

2019-08-16 12:39:00 来源：

　　艺术和时代的关系就像是物象、镜子，与意象之间的关系，物象经过镜子折射产生了新的意象，艺术就是这面镜子，物象是我们生活的现实，而意象是艺术创作中形成的新的内容和思想，艺术家如何选择角度决定了我们看到什么样的艺术，看到什么样的艺术即反应什么样的时代。

　　翻开中西方的艺术史，19世纪之后的现代艺术，到后来的后现代艺术，以及此时的当代艺术，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艺术的潮流和变革几乎构成了文艺复兴以来少有的壮观局面，此壮观仅仅是流派和概念的流变，而19世纪以后的艺术史发展其实是伴随着迅速发展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的历程同样是一段经历了巨变的四十年，这四十年尤其伴随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社会形态的变迁，艺术史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史的一部分。

　　艺术家陈志光的艺术历程恰好就参与和见证了这四十年中国社会变迁的巨变，六零年代出生的陈志光在八十年代进入艺术学院学习，而八十年代正是中国当代艺术兴起之时，此后的二十一世纪，陈志光的创作即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反应，而他以闽南本土艺术家的身份又参与了诸多的国际性展览项目，也体现了这一代艺术家本土性和国际性混杂的特点。他以蚂蚁为创作对象的作品所为人熟知，蚂蚁构成了其作品的标志性元素，在陈志光看来“蚂蚁”的形象在特定的意义上代表了群体或者大众，而他试图以此象征的大众是差异性个体的多样集合，而大众不能被简单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或者单一的身份。虽然陈志光重复制作了大量蚂蚁，每一个单体很容易消失在浩浩荡荡的数量里，但事实上每一个重复的蚂蚁都是独异的，就如同大众里的每一个个体，出于人文关怀，他们都应该被“看见”，这也就是说在集体主义的时代记忆中我们开始关注个体命运。陈志光富有魔幻特点的蚂蚁，它们每一个单体并没有在集体性中磨灭了自己独特的想象、欲望和力量。

　　然而，我们所面对的今天科技和信息发达程度史无前例，在现代技术所统治的世界中不被磨灭“独异”变得越来越艰难，好像一切自然物都被当成了“准备物”，它们准备被召唤，从而成为现代流水化生产、标准化秩序以及全球资本机器的一个螺丝钉，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所谓无用的物都将被当成垃圾而被清理掉。上海这座城市高度现代化，近代史中的上海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从十里洋场的民国上海到新中国以来的魔都上海，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城市的“独异”也变得越来越难，纽约和上海的区分，东京和上海的区分，全球化的代价就是“独异”的消亡，所以陈志光的作品中对于群体和个体的探讨本质上又是一个全球化的文化命题。个体在其中显得弱小和无能为力，如同蝼蚁。而在他匿名的蚁群里，每个单体都充满活力，霸道地企图在世界留下挣扎奋斗的痕迹。

　　另外，在某种程度上，各种几何分割，混泥土、金属搭建的白盒子空间也象征着一种秩序的暴力和权利。展厅可以看成是现代世界的指代，而在这样的展厅中，陈志光用一种具有侵略性体量的蚂蚁和魔幻特点的展陈空间打破了这种秩序的权利。从入口处的影像到出口所面对的交互装置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封闭的且具有剧场效果的空间。单独的作品构成的叙事性的线索，形成一个展览作品。从作品到展陈都能让观众感受到艺术家作为匿名的大众里的一个单体爆发出的霸道的生命力。

　　所以说，我们生活着的大众时代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在保持内部差异的同时又可以互相交流和共同行动。在全球化中最具时代烙印的集体性的共同行动之一就是“迁徙”。现代乡愁是“迁徙”的一种流动性经验的表达。迁徙和现代乡愁作为对现代性反思的重要主题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现代经验，从而重新建构我们对文化根柢的共同想象。肉身的“迁徙”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的冲突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个展览展示出了陈志光对现代社会变迁的独特体验。陈志光作品中所表达的命题是现代人普遍面对的生存境遇，那就是流动的、变化的时代。

　　在过去的这些年，他的作品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展览语境中，将他对“迁徙”这一人类活动命题的理解通过拟人化的作品形象传达出来。这是具有时代烙印的符号和隐喻。“迁徙”这样的问题产生于一个福建籍的艺术家身上并不奇怪，福建闽南一直流行客家文化，同时福建人更是纵横海内外，“闽”字本身经常被福建人解读为“门内一条虫”，说明福建人一直追求走出去，由此产生“迁徙”问题并不奇怪。然而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背景中人口的流动也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尤其是90年代以来城乡人口的流动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迁徙”背景。放眼世界，全球化日趋加剧，交通以及科技的普及，使得这种迁徙更为剧烈。全球化第二次波动中最重要的特征是人口、商品、以及流动性的加强。数千万的人都在迁徙，去往那些劳动报酬比家乡高的地区。他们像树木，像蚂蚁一样将生命的赌注押在移居他乡之上，以寻求更多更好的生存契机。

　　陈志光通过这个展览展现了对于“迁徙”的讨论，但是与以往对“迁徙”命题的理解不同，陈志光一方面通过蚂蚁系列作品展现出积极面貌，另一方面又通过断木系列呈现出冷静的反思，这两种具有反差情绪的作品占据了整个展览的主线的两个方面，也体现了经验与自然、理智与情感、国家与地方等诸多张力性关系。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里流宕着艺术家浓郁的浪漫主义激情。

　　艺术家既要去表现历史进程显现出的希望，又不得不面对历史剧变带来的伤痛，既深情又忧愁。深情是指艺术家对自身感知的记忆，这里面包含着古典田园自然和对生命的理解，以及闽南文化赋予他的敢于在时代浪潮裹挟前进中抵抗挣扎的勇气。忧愁是指在现代化这一必然的历史进程中，文化根柢和乡土生活意义逐渐丧失。现代人主动地远离家乡，将他自己放置在“自由的”，但同时也是“流浪”的处境中。故乡异化成陌生的文化他者。这是一种“原来与我血肉相连如今变得异质化、荒诞化”的忧伤。乡土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然而，乡土恰恰是关乎生存本源的文明性存在，是文化根柢。人类的文明史更注重“连续性的文化描述和理解人类世界的人文尺度”，它应该包含历史起源，核心价值和文明生命里等内容。这些才是“那些不受疾风暴雨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迁徙”引发人们的一种反思：我们是否对中华文明的基础生态和内在具有恒常意义的东西颠覆了太多而守护不足？

　　这样一个关于“迁徙”的展览，有着魔幻色彩的展览，在今天的上海宝龙美术馆举行，具有特别的意义，上海是近代史中一个移民构成的城市，“迁徙”也是上海这样的中国城市面对的问题。希望这个展览能引发观者的感受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