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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件陶器看到史前社会

2018-09-13 14:00:26 来源:

在屈家岭遗址公园的一间陈列室里,整齐摆放着上百件陶器。这些来自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时空穿行者”,经过考古和文物修复人员的妙手,由碎片拼对、粘贴出四五千年前它们刚刚离开窑火时的样子。

疑问与探索

8月21日,适逢“史前陶器:技术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屈家岭管理区召开,参会人员有机会零距离接触这些新近出土的陶器。

对于考古人来说,陶器太常见了,在各地的考古工作站里,破碎的陶片因为数量多,是最“占地方”的。相比青铜器、玉器、金器那些“重器”,陶器是最贴近生活的器类,质朴得一如那把陶土,有一种温和的气韵。如果陶器会说话,它一定会将经历过的生活娓娓道来。

对考古材料进行史学分析,是学术的必然追问。考古上常说“透物见人”,面对文物,我们总会有一连串的疑问,而这些疑问的最终目的,就是想了解物背后的人,了解人的生活、人的社会、人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想进入古人的“脑洞”。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探索,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也是学者不断前行的动力。

像陶器这种常见的出土材料,可以给我们提供多少有效信息?在考古人看来,有很多。北京大学赵辉教授从事新石器时代研究几十年,他认为,陶器是考古遗存中最为“敏感”的门类,含有丰富信息,要在陶器的“生命过程”中认识陶器,在社会属性中解释陶器。他建议:“研究陶器要注重信息的记录,确保没有遗漏,同时注重其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从相关性角度分析,作技术性串联,作出历史解释。”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多数是在一线主持发掘的青年学者,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的话说,有这么多“80后”的参与,证明陶器研究是一项“很有魅力的”,“而且还能从多方面深入展开的研究”。他希望,通过思想火花的碰撞,激发出青年学者对陶器研究的深入思考,从而产生新问题、开展新研究、获得新成果。

制作与生产

中国古代陶器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近百年。山西大学王小娟副教授认为,多年来,陶器研究方法不断多元化,研究思路不断拓展。从开始仅掌握陶器特征、辨识遗址相对年代,到制陶工艺技术史研究,又上升到对社会层面的探讨。

陶器制作工艺研究是史前陶器研究中的重要环节,而认识和掌握古代制陶技术,主要从陶器遗留的痕迹和现象上找线索。国家博物馆李文杰研究员认为,划清手制、轮制、模制三类陶器成型方法的界限,是解决一系列热点问题的突破口。手制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轮制和模制都由此演变而来。“三者既有血缘关系,又有明显界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瀚龙馆员通过观察上山遗址陶器标本的器型、陶系、彩绘、陶衣、纹饰、制法,发现上山文化早期陶胎普遍掺和大量的稻壳和稻叶,中期泥质为红衣陶,晚期夹砂陶的比例明显增加;陶器主要采用直接捏塑法、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纹饰类型以细齿状纹数量最多。

通过观察宁波鱼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早晚两期陶器、陶片标本的原料特征和制作痕迹,西北大学郭梦博士得出结论:鱼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早晚两期在制陶技术上有明显的延续性,但在原料、装饰手法和烧制技术上有些许差异。鱼山遗址的制陶技术与其他河姆渡文化遗址表现出较强的共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博士借助模拟实验、民族学资料、现代制陶工艺等手段,通过观察陶器或陶片内外壁及断面的痕迹,也得出结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成型技术类型的空间分布以北方泥条盘筑、南方泥片贴筑为主,而新石器时代晚期西部以泥条拉坯,东部以快轮制陶为主。

北京大学崔剑锋副教授以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彩陶为实验样本,通过科技手段分析后,发现两个文化的黑彩彩陶的颜料都为一类铁锰矿物;施彩时均使用软笔蘸稀释的彩浆绘制。他认为,二者黑彩施彩技术的异同表明,大溪文化彩陶技术除了向仰韶文化学习外,还有自己的技术创新。

通过分析不同考古情景下的陶器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默然博士认为,陶器生产研究的关注点经历了从“物”到“人”的转变,原因在于陶器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复杂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的研究新意在于,除了长时段、广地域的宏观研究之外,还关注到了短时间、小范围的微观事实。

烧造与功能

烧造是陶器制作工艺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对福建浦城仙阳猫儿弄山窑址、江西鹰潭角山遗址和清江吴城遗址长条形窑炉的调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志委博士认为,这些窑炉具备了后世成熟龙窑的诸多因素,可将其理解为当地早期窑炉向龙窑的过渡。它们的出现对龙窑的成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将陶器的功能与史前社会相联系,是当前陶器研究的趋势之一。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涂栋栋博士认为,陶器的出现降低了狩猎采集人群的流动性,增强了人类与环境的联系,促进了社会向定居农业聚落的转变。同时,社会经济的转变也促使古人类投放更多的精力在陶器制作上,这种互动模式在中国北方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日常和仪式性的宴饮行为是史前社会互动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围绕宴饮行为所产生的陶器遗存,则是考古学家复原史前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物质资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温成浩博士通过对马家窑至四坝时期一些代表性陶器的使用情景和功能分析,认为四坝文化中富有特色的切割口陶罐很可能是用来酿制发酵饮品的专用器具。它与其他种类的陶容器所形成的等级性组合,表明宴饮在当地社群的社会生活中可能占有重要地位。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姚凌馆员对屈家岭遗址单位出土的数百件陶片标本进行了淀粉粒残留物的提取和分析,发现油子岭至石家河文化阶段,人类食用的主要农业作物包括水稻和粟两种,说明江汉平原地区虽是稻作农业的中心地区,但也存在食粟的现象。采集类植物也是史前人类的植食来源,但野生植物的利用呈现递减趋势;至战国晚期阶段,麦作农业已出现于江汉平原地区。在陶杯和陶壶形器内壁上提取到的植物淀粉粒表明,该地区先民的生活中,很可能存在着饮酒习俗。

将民族学调查与考古学相结合,往往有1+1>2的效果,能够进一步拓展陶器研究与人之间的关联,加大了解史前社会的可能性。首都师范大学王涛副教授在对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制陶的民族学调查中,从陶器操作链的视角对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论证了自古及今西双版纳民族制陶的传承与变迁,指出在陶器研究中,技术、经济、文化与社会密不可分。

长期以来,绳纹作为一个细而微的技术问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近年来情况有所改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永旭副研究员进行了一个关于绳纹施制的系统实验,对以往认为的滚压绳纹和拍印绳纹界定标准提出了新的思考。他认为,有规律、均匀拍打形成的连续绳纹极类似于滚压形成的纹饰,而且技术熟练的工人或均匀使力都可模糊陶器上陶拍的痕迹,单靠肉眼观察难以区分。

正如赵辉所言,研究者要关注“左邻右舍”的关系,除了知道自己的研究在复杂庞大的研究体系中的位置,还要了解周围的“邻居”,惟其如此,才能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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