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在敦煌展出

　　无论是莫高窟的壁画还是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都包含大量的汉藏文佛教典籍、官私文书等文献，真实地呈现了汉藏文化交流的生动场景，是研究吐蕃文化和汉藏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澎湃新闻获悉，2019年7月2日晚，“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在敦煌莫高窟开幕。吐蕃时期和丝绸之路沿线的艺术珍品落地敦煌研究院陈列馆，展示出吐蕃文化艺术的历史渊源及其与丝绸之路文化的相互影响。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由国家文物局指导、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主办、海内外近三十家文博机构协办的大型国际展览。展览为期110天，呈现了来自全球的120余件套精美文物，立体呈现吐蕃时期文化艺术的历史面貌及其与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流互动。据了解，这是全球首次以吐蕃为主题的文物大展，对丝绸之路文明、吐蕃及中亚历史、文化、艺术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莫高窟

　　海内外共同呈现丝路时期的吐蕃传奇

　　在开幕现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表示，西藏地区创造性地吸取周边民族， 特别是中原地区文化精华而形成的吐蕃文明，成为中华文化体系颇具特色的代表。敦煌文化历史厚重，与吐蕃文化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莫高窟壁画和敦煌遗书，都真实地呈现了汉藏文化交流的生动场景。

　　甘肃省政府副秘书长王锋表示，此次展览正是集中展现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多元文明交流史，对于彰显和传播丝路精神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据了解，此次中美联合举办的展览也是第四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和第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专题展览之一。

开幕式现场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则表示，此次展览通过吐蕃时期和丝绸之路沿线的艺术珍品，展示吐蕃文化艺术的历史渊源及其与丝绸之路文化的相互影响，是一个非常难得一见的有深度、高度、丰富度和精美度的国际大展。

　　开幕式现场，普利兹克艺术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汤姆·普利兹克从自己三十多年的西藏考察经历及中国情缘说起，梳理了这次办展的初衷以及展览的亮点。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据敦煌研究院介绍，此次展览的亮点颇多。在如国外部分，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和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保护研究中心为展览贡献出了诸多精品文物，包括7至9世纪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丝织品、佛像、王冠、生活器物等。此外，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阿勒萨尼收藏等海外机构也为此展览贡献了精美文物。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海外展品均是首次来华展出。而在国内部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青海都兰博物馆等国内二十多家考古文博机构，也皆慷慨奉出了诸多国之瑰宝。

　　七个单元，赏析吐蕃时期的织造工艺、金器、佛造像

　　澎湃新闻了解到，集中呈现7—9世纪吐蕃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互动觉色，并分为七个单元，“史前的青藏高原”、“吐蕃登上历史舞台”、“吐蕃贵族盛装”、“贵族营地——丝绸和金器装饰”、“贵族飨宴”、“贵族狩猎”和“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从吐蕃文化的渊源、发展的宏远背景说起，像纪录片一般，依次讲述了丝绸之路沿线文明交融在吐蕃贵族生活各方面的体现。

　　吐蕃帝国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之一。这一时期，吐蕃的游牧王廷在军事上处于辉煌期，控制了青藏高原甚至它以外的广袤区域。通过征伐、贸易和同化，吐蕃王廷出现了一种创造力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爆发是在它与周邻诸文化进行全面联系的过程中激发出来的，其结果是一个辉煌创新期的出现。

　　《动物纹金面具》象雄王国，2世纪，2009年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曲踏墓地出土，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文物局收藏

　　此次展出的金面具、珠子及丝绸，均印证了吐蕃与唐中原文化和中亚的萨珊、粟特文明的融合，并由此衍生出吐蕃时期颇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尤其是金面具的出现和传播，是丝绸之路沿线文化共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完整的精美马具的首次呈现、多家省级博物馆精品金器的展出等，都让这次展览亮点纷呈。中亚粟特商人在沟通东西亚方面的历史性作用，欧亚风格的贵重器皿所体现的世界化元素，在展览中也都有鲜明体现。

《人身鱼尾金饰片》，吐蕃时期（608–866），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群出土

　　长期以来，丝绸之路物质文化史研究主要围绕着唐朝、中亚、波斯和地中海等中心，对雪域高原的古代吐蕃叙述较少。此次展览则生动讲述了吐蕃如何创造性地吸取周边文化的精华，并逐渐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历程。在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吐蕃如何学习大唐先进的政治体系、占星术、医学和文化艺术，如何从印度引入佛教，从尼泊尔聘请工匠，如何使中亚绿洲国家的医师、学者和工匠艺人成为宫廷活动的参与者。

　　据悉，展览中最吸引人的文物，莫过于两大幅中亚团窠对鹿纹挂锦，堪称世所罕见，代表了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丝绸之路沿线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团窠对鹿纹挂锦》中亚，7世纪中期至8世纪，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团窠对鹿纹挂锦（局部）》

　　第一件挂锦《团窠对鹿纹挂锦》来自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的收藏，高近2米，宽1.6米，绘有异常硕大的团窠纹样。图案上的两只鹿立在生命树两旁，长着漂亮的枝形角，身上布满点纹。圆形纹样的边框外，附有一圈半圆形装饰，上面绘有公羊等动物依次奔腾而过，形态栩栩如生。这种需要横跨织机方能织成的图案，足见当时织造技艺之精湛。

　　《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中亚，7 世纪中期至 8 世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收藏

　　第二件是来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的《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高2米，宽1.7米。作品采用了双鹿面向生命树的主题，画面中，双鹿均以后腿支撑身体，正在吃树枝；其铲形角表明它们是波斯特有的黄占鹿（即扁角鹿）。双鹿的图案用浸透染料的八根纬线起花，再与经线交织，这里的八根是目前所知最多的织锦纬线数，这种高超的织法可保证织锦的结构密实坚韧。主体图案外的边廓，是由一系列小圆圈等要素组成的圆环，每个小圆圈中都有一只动物，种类不下十种，包括大象、鸭子、山羊、牛、熊、狮子、单峰驼、公羊、驴和老虎。挂毯四角绘有更多的牛科动物。在机织丝绸上表现如此体量宏大且复杂的图案，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堪称绝技。

展览现场

　　据介绍，这种大幅挂锦主要用于装饰吐蕃贵族的营帐。依据古老的草原民族习俗，吐蕃赞普和主要氏族首领每年都有集会的传统，他们将朝堂设在毡帐里。毡帐之庞大，可以轻松容纳一百多人；毡帐之富丽，常饰以金银器和丝织品（尤其是丝绸），因此也被称为“金帐”。“金帐”，历来被吐蕃视作权力的象征，这一习俗后来影响到同样是草原民族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后代建立的钦察汗国，也用“金帐”象征权力，所以也被称为金帐汗国。

《还愿用包金银红鹿》，中亚或吐蕃时期（608–866），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神鸟神兽纹嵌绿松石金胡瓶》，中亚西部或吐蕃早期，7世纪晚期或8世纪，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另外一件不容错过的展品是来自普利兹克基金会收藏的金胡瓶。这件金胡瓶是同类器具中最大的一种，高近50厘米。其外形华丽精美，制作工艺精湛绝伦：首先用一整块金属片制造出瓶颈、瓶嘴、卵形壶身，再用一整块金属片制出八棱形的足部，再将二者焊接在一起；然后将把手及其孔雀形端饰单独锻制出来，再接到壶体上。胡瓶上饰有凤鸟纹、鸳鸯纹、狮纹、羊纹和有翼独角兽纹等，装饰主体完成后，工匠还要另加锤打和磨光，并将轮廓线进行錾刻和冲打加工，使图案更加立体生动。在收尾阶段，艺术家会在宝石座上嵌入绿松石，形成纹样。整体展现出独特的浮雕式金属工艺。制作这件胡瓶的粟特工匠别具匠心地融合了萨珊、中亚和唐朝的样式，以迎合当时吐蕃人的品味。这类金胡瓶中，动物的主题是变化的，或腾跃、阔步行走、直立咆哮，或倒于狩猎者箭下，舞于草原之间，翔于天空之上，形态各异，乃根据器物的类型、功用及其拥有者的要求而加以设计。

　　《镶银铜弥勒坐佛、二菩萨及若干皇室供养人造像》，卡尔科塔王朝（625–885），715年，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镶银铜弥勒坐佛、二菩萨及若干皇室供养人造像》（局部）

　　展览的最后部分是“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内亚的丝绸之路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这不仅表现在商业和文化交流上，而且还表现在哲学与宗教观念的传播和改革方面。在该区域的许多地方，佛教及其印度文化背景得到稳固确立及广泛传播。该区域的主体语言属于印伊语族，而有关梵文的知识传播得相当广泛，尤其是在受过良好训练的佛教僧侣中。吐蕃对塔里木盆地及其周邻的内亚山地的征服，使其取得一种优势，得以参与到基本印度化尤其是佛教化的国际文化之中。不容置疑的是，这种参与及互动成为佛教信条初传西藏的源泉。联合策展人、吐蕃历史研究学者大卫·普利兹克博士表示，“展览以佛教部分结尾，表明对于吐蕃来说，佛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展览的观看上是始于佛教，终于佛教。”

　　展览的背后

　　由于展览牵涉到国内外近三十家文博机构和私人收藏，且所展文物兼及金银器、丝织品、塑像等各种品类，因此对于展览方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高标准、高精度。在展馆的设计上，敦煌研究院团队与美方也是多次计议，数易其稿。为了扩大空间，陈列中心特地将一楼北区常设的“历程”展悉数撤去；为了丰富七个单元的内容，展线设计经过十几次修改才确定。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部长娄婕表示，为了更好地呈现展览，研究院设置了标准展柜、立体展柜以及龛柜等多种形式，不仅有四面立柜360度展示精美的丝绸和塑像，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五面立柜，特地展示来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收藏的珍贵丝织品。

　　《皇室宴饮纹银盘》，粟特，8世纪晚期至9世纪，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

　　《饰酒神狄俄尼索斯纹和狮纹鎏金银盘》，东罗马（？），2至3世纪，1988年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出土，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展览现场

　　展出的大型丝绸，是一针一线地缝在背板的包布上，只为更安全、更全面地展示其雍容和精致。在所有文物中，丝绸是一级光敏感型，染料非常容易在光照下褪色，所以彩色织物更加难以保存，其对环境的苛刻和挑剔程度甚至胜于书画文物。对于此文物的布展，从广州来到敦煌的灯光师李巍表示，“这是我从业以来的最大挑战。要用这110天，与它全年的曝光量之间，进行一个精准的计算。”

　　布展现场，测量展示条件的实际温度与湿度

布展现场

　　除了保护，第二要义就是展示。在黑暗中保管这些丝绸当然最理想，但这样就失去了文物的文化意义；如果只想采用尽可能暗淡的光线，那就没法在观者面前呈现文物原样。因此要严格设置馆内光源，既保证尽可能延长文物的寿命，又能让参观者观赏到丝绸最本色的美。而在此次展览中，展厅对丝绸文物用光的显色指数，高达97Ra，可以说超过了国内许多一级博物馆的标准。

　　联合策展人大卫·普利兹克在谈及布展时表示，希望从美学开始，让观众在情感上和这些高质量的展品、以及其历史产生共鸣。同时，大卫·普利兹克在布展时谈到了他喜爱将同一种类的文物并置呈现，“这样可以看出他们造型、图案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不同的设计思路和背后的故事。”

展览现场

　　文明互鉴，当下的文化交流

　　对于主办方之一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来说，这次展览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是他们首次举办的国际大展。

　　普利兹克家族是美国芝加哥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便是由普利兹克家族创立的。汤姆?普利兹克先生是普利兹克集团的主席，亦是商界、国际事务及社会公益领域的杰出人物，更重要的是，汤姆·普利兹克还是一位对藏学历史和考古有着深厚造诣的学者。

　　在过去四十年里，他与夫人玛格·普利兹克（Margot Pritzker）及儿子大卫·普利兹克（David Pritzker）博士坚持前往喜马拉雅山脉西部地区进行田野考古踏查，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此外，普利兹克与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大学等机构合作二十余年，为西藏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扬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狮子纹葵口三足鎏金银盘》，唐代，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八府庄东北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这次大展落地敦煌，不仅因为历史渊源和丝路文化交流价值，更在于敦煌研究院所拥有的专业研究团队。关于吐蕃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就主编了《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沙武田研究员也有《榆林窟25窟：敦煌图像中的唐蕃关系》《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等专著，杨富学研究员还翻译过美国著名欧亚学者白桂思关于吐蕃的专著。而联合策展人大卫·普利兹克博士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也是专业的吐蕃历史研究学者。

　　《团窠鸳鸯纹金饰件》，中亚，7世纪中期至8世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收藏

　　在中国70年国庆及中美建交40周年来临之际，这样的文化交流也旨在促进友谊的薪火代代相传，交融的动力源源不断。正如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敦煌研究院原院长王旭东在展览前言中所说：“相信文物多元的、世界的、超越时空、经久不衰的魅力，会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多元文明的相生相长、偕行共进，让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因此而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