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的刊物办好,是从‘赶超’到‘引领’非常重要的一步

2018-01-11 22:22:35         来源:光明日报中国青年网   

2017年上半年,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几个月后,她收到了一封催付论文费用的电子邮件:“金额33100元人民币,你的付款已经逾期,还请尽快支付。如果一直不付款,可能会影响以后你投稿被接受的概率。”

在日前举办的2017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长朱邦芬宣读了这封“被要钱”的邮件,也转述了这位院士对此事的评论:“我们国家对科技投入了大量资金,除了直接用于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活动外,也支付了大量给国外投稿的版面费。尽管文章发表了,但是对一线的工程建设人员影响甚微,由于语言等各种因素,他们很少去阅读。”不仅中国学者发表学术论文需要支付版面费,而且国内的图书馆还要使用大量经费购买国外电子期刊数据库。面对这种“中国人写,中国人出钱出版,中国人再花钱买电子版”的现状,她呼吁:“是时候让文章写在中国的大地上了。将中国的刊物办好,是从‘赶超’到‘引领’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位院士的期待,也是全国很多科技工作者的心声。而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来说,虽然重要的文章大多在国内期刊发表,但他们期待,在新的媒体环境中,国内学术期刊能建立起更高效的发表机制、更科学的评价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在这场由中国期刊协会、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论坛上,中国的学术期刊如何追赶中国学术前进的脚步,成为人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

首发权:为优秀成果争取时间

“第一等的、有希望拿大奖的工作,首先发表是硬道理,可以不管发表在什么期刊上。”在朱邦芬看来,其实有不少我国科研人员很愿意把自己优秀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上,他希望能够有若干种高水平中国学术期刊加大支持原创科研成果的力度,帮助那些优秀论文优先发表,为中国学者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一个更大的舞台。

现在,已经有一些可以自由发表学术文章的网站,成为科技论文的首发平台。10多年前,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就是在收集论文预印本的网站arXiv发表了研究庞加莱猜想的论文,引发学界关注。201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上线运营,为我国科技期刊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由于缺乏审核制度,一些学术水平不高甚至有违科学常识的文章也有可能混杂在这个开放平台中,而优秀的学术成果则有可能被埋没其中。朱邦芬提醒,国内科技界、期刊界与网络行业应该共同努力,加强类似平台的建设,把那些优秀的科研成果遴选出来,及时推送给学界。

一些学术期刊看准了新媒体阵地,开始进行媒体融合的尝试。2017年11月7日,《财政科学》杂志编辑部主办的“学习十九大精神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次日,杂志的微信公众号就刊发了此次研讨会的专家观点综述。接下来的几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所长郭庆旺等专家的发言内容经过编辑加工后,陆续在这个公众号上发表。

“当微信公众号全文刊发以后,我们把七篇专家文章统一放到中国知网进行网络首发。2017年11月25日,这些文章又刊发在《财政科学》第11期纸质版上。”《财政科学》杂志副主编邢丽认为,这个由新媒体、互联网、纸媒构成的传播链条,实现了将一个学术话题“反复置顶”的效果,能够促使相关学术研究持续发酵。

微信公众号首发、学术期刊网站数字出版、纸质出版,这种立体的期刊出版形式,不仅丰富了学术论文的传播手段,而且让那些学者在学术成果“首发权”的竞争中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2016年1月12日16点38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采用优先数字出版形式,在学术期刊网站上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等撰写的论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将胡鞍钢和同事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第一时间呈现给学界,而刊载这篇文章的纸质版杂志,经过印刷、运输等环节,两个月后才能与读者见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篇论文已经被下载三万多次,被300多篇论文引用。同样是优先数字出版,2017年10月31日8点24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文率先在学术期刊网站上线,比纸质版提前四个月。在短短40天时间里,论文下载量近两万次。除了论文本身的重要性,网络首发是其能够实现快速传播的必要条件。

传播力:不唯“影响因子”论英雄

如何判断一种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按当下流行的做法,人们一般会看这种期刊的“影响因子”。而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是,两年内,期刊论文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分子”是引用次数,“分母”是文章数量,比值越大则说明影响力越大。于是,有些期刊一方面减少刊发文章的数量,一方面约请权威学者撰写热点文章来增加引用率,甚至有的期刊要求作者尽量多引用该期刊的论文,或者与其他期刊约定互相引用,手段多种多样,都是为了缩小“分母”、做大“分子”,从而提高“影响因子”。

“一种学术期刊如果一年只发表几十篇文章,即使影响因子再高,总体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朱邦芬认为,中国科技期刊不仅要追求影响因子,而且也要追求总的被引用次数和被引用的半衰期,如果能够通过多个指标综合评价,制定我们自己的科技期刊评价标准,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学术的话语权。

“一篇研究《说文解字》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很可能没有一篇研究政治、经济、法律领域的文章高,但不等于它一定水平低、质量差。你的刊物发政治、经济、法律研究可以是第一,我的刊物发《说文解字》也可以是第一。你发‘一带一路’可以是第一,我发契丹文化研究也可以是第一。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针对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蒋重跃说,学术期刊的视角应该从关注文章转载情况、关注影响因子,转向关注学术,“那些影响因子不高,但是有特色、很有学术价值的期刊,坚持了学术标准,保护了学科结构,它们的贡献总有一天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尊敬”。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编辑王明亮表示,为了适应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发展的新趋势,学术期刊网站有责任搭建一个更为公开、规范的学术评议平台,提供更为完善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数据与工具,使中国学者的创新性科研成果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