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恋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未正确认识世界局势根源之一

2017-10-20 05:51:59         来源:一枚石头   

在古代的中华大地上,生活着许多民族(种族),考古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广大的东北地区,都存在着许多先民,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文化。那时没有人能说自己是中心。当然这些文化的发展有的比较先进,有的比较落后,有的快,有的慢。其中,考古学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比较先进,构成了华夏文明的主干。

迷恋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未正确认识世界局势根源之一

周天子。

大约从周代起,天下成为我国政治文化上的世界观念。殷人尊神,周人敬天,周王被称为天子,《诗·大雅·荡》中说“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易·系辞下》中说“昔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把天下视为古代圣王统治的世界。当时天下的地理观念是东渐于海,西及流沙,南、北大约也是海,所以“声教迄于四海”(《史记·夏本纪》)。天下之中,有许多国家,但是周天子的国是中心,曰中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尚书·梓材》],“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大雅·民劳》]),曰王畿,外面为甸、侯、男、要、荒五服,各五百里,其中就有蛮夷之地(参见《禹贡》,《史记·夏本纪》),各服要按所在地的不同位置向周王纳贡。

最初华夏与夷狄、蛮夷并无后来的夷夏之辨的意思,只是族群不同,文化有差别。他们互相杂居,互相通婚,《左传》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流行的观念是文化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所以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孟子·离娄下》)。像舜和文王这样的大圣人都是夷人,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履行中国的文化,所以他们就是中国的圣人。荀子也说,“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居越而越,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即在一个地方居住,自然会变成当地的人,华夏民族与楚越之人并无天性之不同,而是客观环境所致。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是当时鲁国的君臣讨论是否可以背晋而联楚时所说,在晋人杜预的解释中族是“与鲁异姓”,就是说鲁与晋是同姓之国,而和楚不是,所以不能背晋而联楚。即这里的族并没有民族、种族的意思,而是指姓氏的族,有血缘关系的族。

迷恋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未正确认识世界局势根源之一

《古代专制制度考察》,作者:马克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但是,因为夷戎文化比较落后,和中部的周朝不断发生冲突。周代重大的威胁是西北方的戎狄,周幽王(公元前781-771在位)被犬戎攻杀,西周灭亡。春秋战国时期戎狄的袭扰还在,五霸之业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鲁颂·宫》),政治军事行动加剧了种族之间的隔阂。用夏变夷是受到赞成的,而用夷变夏就受到责备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管仲对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孔子也称赞管仲攘夷的行动,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华夏为中心,夏、商、周三代,秦汉等王朝为正统,而周边民族、国家被称为四夷,只能是边缘了。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也就成为对少数民族的蔑视了。

事实上,历史上的中华大地,除了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外,还存在着其他民族和国家。它们虽然生产、文化落后,但是军事上有时会给中原王朝形成很大威胁。当时的中华帝国,军事上有时处于劣势,政治上也被迫平等甚或受制于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政治上、外交上,中华帝国和周边某些国家是平等的,有时甚至是低人家一等的,可是观念上,却是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统,而别国、别族则为蛮夷。所以形成了中国古代外交上的双重认同,双重标准。即一方面,有一种所谓朝贡体系,四夷对中华应当以臣事君,以小事大,中华则是天子,君临天下,对四夷也应该保护、教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和强大的敌国是一种平等关系,甚至是向人家称臣。

汉代匈奴长期为患,高祖被围于平城,吕后受辱而不敢征伐,许多皇帝给匈奴的文书,都写有“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匈奴有时反而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言词倨骜(参看《汉书·匈奴传》)。汉朝还得向匈奴送上各种礼品,用公主和亲,直到汉武帝时击败匈奴,情况才有好转。不过匈奴终两汉之时总是汉朝的大敌,与汉朝分庭抗礼,被杨雄称为“真中国之坚敌也”,可是班固所修《汉书》,对匈奴的评价却是“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以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汉书·匈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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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开拓边疆直至里海。可是也时常受到突厥、吐蕃的侵犯。突厥颉利可汗部队攻到离长安城只有四十里的地方,唐太宗隔渭水与之见面,给以金帛,方才使颉利退兵。后来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被唐朝消灭。但吐蕃又崛起于西方,和唐朝争夺西域,逼使唐朝与之和亲,8世纪末,安史乱后的唐帝国势力不振,终于退出西域。唐代在和吐蕃的交往中,已经发展出了当时外交、国际关系上的许多平等的惯例和制度。玄宗时,吐蕃自恃兵强,每通表疏,言词悖慢无礼,玄宗十分恼怒。后来吐蕃方面说因为其赞普年幼,是边将造假,才没有再引起麻烦(当然也可能是一种说辞)。可见双方的文件文书往来要有一定格式,起码是平等的。后来清水会盟,吐蕃提出唐朝来敕中称他们的礼物不能称为“贡献物”,唐给的礼物不能称为“赐”,于是改成“进物”和“寄”,理由是吐蕃和唐是甥舅关系,而不是君臣关系。

汉代的原则是不与夷狄结盟,而唐代就和吐蕃三次结盟,有正式的盟书,“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而吐蕃方面提出来的盟书内容是“蕃汉两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寇仇,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还”。这也都写在盟书内,没有添改(《旧唐书·吐蕃传下》)。同时还立有界碑,表示这是两国正式的边界。不过这界碑也累次被推倒,双方是边盟边打,一切看力量对比决定。可是唐太宗还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递古人,而成功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杜佑在《通典》中,仍然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个方面,描述周边的少数民族和他们组成的国家。虽然承认“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但说中华是中心,礼仪之邦,而四夷则是“其地偏,其气梗,不生贤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通典·边防一》),就是说四夷不可与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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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积贫积弱,先是和辽订立澶渊之盟,向辽进贡银、绢来求得和平;后来又被金人打得大败,两个皇帝都被掠去。南宋被迫向金称臣,偏安长江以南,最后被元灭亡。两宋历时二百余年,中国的地图上并非一国独尊,而是数国并立,这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可是程颢却说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其中之一是:“至诚以待夷狄”,真是打肿脸充胖子也。另一方面,朝鲜、越南、东南亚诸国,却又向宋朝朝贡,宋朝仍然以中华大国自居,仍然认为四夷诸国应该以臣事君那样尊重宋朝。

所以,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一种很独特的体系。一方面,中国自认为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应该向之称臣纳贡,服从领导;另一方面,中国和许多国家又是一种平等关系,甚至要受到别国的威胁,向人家称臣。这样一种双重的体系,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简单地把我国古代对外关系说成是朝贡体系,也许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表现。朝贡体系可以说相当长时间迷惑了中国人的视线。特别是历代统治者由于朝贡体系而迷信自己,是中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局势的根源之一。

迷恋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未正确认识世界局势根源之一

因为长期以来,和中国本土王朝敌对的国家,在文化上十分落后,所以中原王朝感到没有什么可以向它们学习的地方,而且为了和这些国家对抗,越来越巩固了本身的华夷观念。由于华夏文明具有极强的同化力量,许多和汉、唐、宋对立的王朝,也都采用华夏的制度、文化,像辽、西夏、金、元诸朝都是。所以华夷观念不断加强。我们往往说唐太宗对夷狄“爱之如一”,但是他是要他们都“依朕如父母”,即他们必须归附为唐朝的子民。因为中国一向有文化认同的思想,认为夷狄是可以教化的,而经过教化,变其夷习,他们也可以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

明代虽然驱逐了蒙元,但是北虏南倭,一直是其大患。朱元璋起初还奋力向北发动战争,因为战绩不理想,转而固守“内地”,不许向外。宣称对15个国家永不征伐;倭寇来犯,令沿海居民后撤以避之,不许出海。后来虽然有雄才大略的朱棣,也没能推翻这一祖宗之法,郑和下西洋是一个极好的向外发展、了解、学习的机会,最后因为遭到激烈反对而作罢,连所有资料都遭毁坏。清代以满人入主中原,主要是向文化高的汉人学习,建立了中央王朝君临天下宾服四夷的观念,而且因为清朝初年一度平定边疆有所成就,自认为不仅统一了中原,还统一了塞外,“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于是更加强了故步自封,自我中心的思想。另外,清朝为防范汉人,继续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特别加强了文化管制,大兴文字狱,查禁各种著述,诱导文人从事脱离现实的考据。

迷恋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未正确认识世界局势根源之一

郑和下西洋

这样明清两代统治的结果,整个中国,包括统治阶层、知识分子,下及普通民众,都以天朝大国自居,不知道外部有何世界,陷入保守落后,无法自拔的处境。其实,明清时期,西方人的东来势头已经十分强劲,虽然有人说这时的中国经济、政治诸方面并不亚于西欧,可是西方的侵略者恃其坚船利炮,已经不断打到中国的门口。葡萄牙人窃据澳门,荷兰人侵占台湾。

另外,耶稣会士也深入各地传教,并把西方的许多先进知识介绍进了中国。但是,介绍者的本意是要宣传基督教,并不完全着力于宣传科学知识;而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先知先觉者外,大都把这些当作海外奇谈,统治者则更是把它当作“奇技淫巧”看待,有所喜好也是快意一时而已。当时中国的传统中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不能承认世界地理的位置。而耶稣会士也有意混淆他们的国别,遂使中国人以为西洋乃是一国,于是有了泰西、大西洋国、大西国等名称,我国的“西洋”之名就是这么来的。而康熙也只知道有西洋人,不知道有法兰西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完)

(本文摘选自《古代专制制度考察》,作者:马克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有删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编辑:豆姑娘,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迷恋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未正确认识世界局势根源之一

马克垚,1932年6月生,山西文水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1956年留校任教。1986年至1992年担任历史学系主任。2000年退休。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马克垚长期从事历史学系本科生基础课世界中古史的教学,并讲授世界中古史学史和史料学、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等课程。著有《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封建经济政治概论》《困学苦思集》,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世界文明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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