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其昌及文化复兴

2017-09-29 21:06:14         来源:人民网-书画频道   

行人不到邯郸道,一种烟霜也目迷。

以一个人的视野来看,是非功过真正转头即空,但以一个民族的视野来看,是非功过却有着永恒的一面。戚继光与人论道,说:“鞠躬尽瘁,夕死无憾,此即长生之术!”正因为念头通达,他才能于复杂的政治漩涡之中,建立起戚家军,为荡平倭寇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想想岳飞何尝不是如此,十二道金牌背后的残酷,他怎么可能不有所洞察,但也只是慷慨赴死而已。后人批评戚继光贿赂奸臣,岳飞愚忠误国,皆是从一个人的视野来计较得失去,而非从民族,乃至文化层面去认真体会事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董其昌身上。他是明代后期的大学者,大诗人,大画家,曾经为皇太子授课,曾经为朝廷大员,但是生活在明朝后期那个时代,圣人王阳明都没有什么办法力挽狂澜,他能以书画闻名后世,已经算是适得其所了。有朋友问我董其昌其人其事,谈及野史中董其昌老年欺凌幼女事件,颇不以为然,以为太多艺术家多名不副实,不足以为后人效仿的典范。当代的艺术家确实不足以去判断虚实,但董其昌却值得后世文人尊重。即使有一些人刻意往他身上泼污水,试图干扰我们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这一点却依然要毋庸置疑。我们相信董其昌,并不是出于一种“先贤不能质疑、重新审视”的霸道认识,而是要树立一种科学的文化信仰观,以事实为依据,透过表象看本质的能力。唯其如此,我们才有能力去承担起文化复兴的重担。

抹黑董其昌的文字止于野史中的《民抄董宦事实》一文,后人以此为据,诟病董其昌为人,甚至冠以“恶霸”这样的称呼。《明史》对此事件有个结论,认为董其昌是受人陷害,皆因他“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明史》是清朝人修的,而且彼时董氏已经作古近百年,所以其更具有可信度。而《民抄董宦事实》一文,开篇即戾气十足,有大字报之嫌,鼓动民愤的用心昭然若揭,进而文曰:“期时董宦少知悔祸,出罪己之言,犹可及止,反去告状学院,告状抚台,要摆布范氏一门,自此无不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摆布”这个词误导性太大,主观性太强,在此,不敢署名的作者确实代表全郡人民表达了愤慨。但一个明白的读书人对这类文字都会有所警惕。抛开所有的情绪化因素,就会发现整个事件很像是由仆人的乱作为引起的碰瓷事件。至于“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这样的口号着实在于煽动群众,而非事实本身。因为烧了董其昌的家之后,那些人也没有富裕起来,甚至没过多少年,大明朝都成了一场梦幻。

历史考据,陈世美本是清朝人,为官清明,得罪了两个前来求官的老乡,被编排成了忘恩负义的驸马爷。文人借助于冠冕堂皇的旗号和蛊惑人心的文字,鼓动民众运动攻击异己,这是从明代后期开始的一种风气。彼时的文人放纵自己的欲望,忘记了圣人的“忠恕之道”,反以之为一种极端信仰的工具,铲除异己。夫子曰:“过犹不及”,心中有爱恨情仇的念头,做任何事情都不免有失偏颇。一如我们现在有些人对董其昌的误解,实际上并不是董其昌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在读书学习的时候忘记了原则,失去了判断力。恰如习主席所说,这些人实在是“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

所以对艺术工作者来说,首先需要解决我们要做什么人的问题。所谓画如其人,其为人也孝悌仁义,绘画作品就不可能出现审美观上的偏差。这才是中国绘画为文化复兴做出的最大贡献。客观来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形象工程,需要无数的个体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而能将无数个体统一在一个轨道之中,共同的价值观,或者审美观是其中关键。当前的艺术圈混乱浮躁,就是整个艺术界的思想导向出现了问题。以丑为美,以黑为尚,以怪为新,一时艺术界乌烟瘴气,生机萎靡。

不过苏东坡说过:“世俗之患,患在悲乐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为正者非也。” 明代文人自以为大义在手,忽略了自己的本分,以致干涉朝政、结党营私,大明朝的精力因此大多内耗,抵抗力下降。中国绘画领域也是如此,太多人没对艺术审美有正确的见解,却局于利益的取舍以盲引盲,甚至以为自己是真理化身,对其他人的反对意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跟明代那些狭隘的文人有什么区别呢?

董其昌有诗曰:“行人不到邯郸道,一种烟霜也目迷。”做为有志于传统文化复兴的人来说,是不是先从不人云亦云,邯郸学步做起呢?